马来亚人民抗日历史研究篇
日军入侵 英军投降 马来亚沦陷始末
一 、英日双方的实力和阵容 马来亚之战，爆发于1941年12月8日，那时候的国际形势，有如下述： 中国对日的抗战，已经进行了4年又5个月。日本无法解决对华的战争，同时中国也不能举行大规模的反攻。 德国进攻苏联，已经进行了5个半月。在这一年的10月4日，希特勒就志得意满的宣布：“苏联已经崩溃了！不能再起来了！”在12月5日，德军更攻到莫斯科的郊外，通达莫斯科的11条铁路，已经有7条被德军切断了。12月6日，希特勒正在准备庆祝莫斯科陷落大典，不料苏军突然举行猛烈的反攻，迫得希特勒在日本发动太平洋大战这一天――12月8日，宣布放弃进攻莫斯科的企图。 整个欧战，已经进行了2年又3个多月。法国贝当的中央政府于1940年6月对德投降之后，英国本土几乎朝不保夕，但是在德苏战争爆发之后，英国暂时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北非方面，英德两军则正在进行拉锯战。 美国在太平洋大战爆发的前夕，表面上虽然还守中立，实际上却在极力援英。在同年8月4日，罗斯福和英首相邱吉尔更发表共同宣言，列举美英共同的八大政策，这就是有名的大西洋宪章。 日本于1940年强迫法国维希政府允许日军驻扎越南，获得了一条南进的跳板。其后又挑拨暹罗和越南战争，再于1941年3月借调解暹越战争的机会，和暹罗（那时叫做泰国）订立一个协定，把势力更进一层的伸张于暹罗。至此，日本南进的野心，真是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英国统治马来亚的陆上武力，过去主要的是警察。在马来亚的警察中，担任长官的英国人，战前还不足2百人。但是1940年英国看到太平洋风云日趋险恶，所以特任空军元帅波樊（Sir
Robert Brooke Popham ）为远东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新加坡。1941年初，马来亚除了原有的驻军而外，增加一个新组成的印度军第十一师，在莱翁（Murray
Lyon）少将指挥之下，防守北马。同年4月澳洲有一批军队在护航之下向锡兰开发，一部分向西行，到北非去；另有一个第22旅向东行，到马来亚来，驻防于吉隆坡以南的几个地方。不久，印度军第9师组织成立，在巴士道（Barstow）少将指挥之下，驻防于马来亚的东北。同年8月，澳洲军的第27旅也开到马来亚，和第22旅合成一师――即澳洲军第8师，在孟纳少将指挥之下。此外，还有印军第12旅，其中包括两营的英军（苏格兰军队）。这些军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是这样布置的： 一，印军第九师一旅驻防于吉兰丹哥打巴鲁（Kota
Bahru）另一旅驻防于彭亨关丹。这两旅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守北马的东海岸。 二，印军第十一师驻扎在吉打和霹雳等地，主要的任务为防守暹马边境及北马的西海岸。 三，上述两师印军合成为一个军团，叫做印军第三军团，在喜士（Sir
L. M. Heath）中将指挥之下。 四，澳洲军第八师驻防于柔佛，东至兴楼（Endau）西至麻坡（Muar），包括丰盛港（Mersing）等地。英军当局觉得敌军在丰盛港登陆的可能性极大。 五，印军第十二旅为后备军，担任随时策应各军。 六，在新加坡岛上驻有重炮队，高射炮队，也有若干英印的步兵。 此外还有以英人为军官的马来军一团，和以马来人为军官的柔佛军一团。当地40岁以下的英人奉召入伍，组成了义勇军，也担任新加坡本岛的防务。本岛防军是在森门士（Keith
Simmons）少将指挥之下的。 上述的军队，据邱吉尔的报告，共6万人。后来又有4万援军开到，包括一个英本国军全师，即英本国军第18师，和印军2旅，和原有的防军合计起来，共10万。据日军方面的报告，英军则共有6师半，12万人。 空军方面，一说在马来亚全场的战争，英国的空军共仅有200架左右，但是据邱吉尔报告，增援马来亚的飞机达250架。如果此说可靠，在马来亚作战的英国飞机，前后当共有三四百架。增援的飞机中有飓风式的，比较水牛式胜过一筹。听说飓风式飞机飞到新加坡的时候，还未及开箱，便被日本飞机炸毁50架，一说6架。全马的正式飞机场，当时共有20处，降落站还不算在内，所以有人感叹马来亚精美的机场太多，而精美的飞机太少。澳洲和荷印空军，也有少数来参战。美国当时号称最有威力的空中堡垒，在马来亚战争末期，也曾来轰炸日军所占的机场。 日本进攻马来亚的兵力，据孟纳在《新加坡失陷之原因》（Why
Singapore Fell）一书所说，进攻马来亚的日军共计有3师，而从北马打到新加坡的主力只有2师而已。每师以1万6千人计，3师共计是4万8千人。那3师日军的配备如下： 一，松井中将所指挥的第五师团，在暹罗的宋卡（Songkhla）和北大年（Patani）登陆，突趋至玻璃市，吉打和霹雳的边境，沿马来亚西海岸的主要交通线，经吉打，霹雳，雪兰莪，森美兰，柔佛等地而至新加坡。这个师团富有战斗经验，是进攻马来亚的主力军。 二，西村中将所指挥的近卫师团，也从暹罗登陆，初时跟随在第五师团之后，作为后备军，但不久也在霹雳参加作战。这一师的活动，主要的是在西海岸方面，常在英军后面登陆，以威胁英军的退路。 三，牟田口中将所指挥的第十八师团在哥打巴鲁登陆，经吉兰丹，丁加奴，彭亨等地，推进至柔佛。 以上3个部队，第一是中央马来亚部队，其次是马来亚西海岸部队，再次是马来亚东海岸部队。根据日人所作的《马来亚作战》所载，中央部队由攻马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亲自指挥，西海岸部队叫安藤部队，东海岸部队叫陀美部队。这三路的日军听说有个总称，叫第二十五军。 日本空军的实力，据开战以后不久（12月21日）路透社纽约电讯所说，参加马来亚作战的日机在4百架左右，离开事实或许不致远到那里。 英国在马来亚的统帅，最初是上文所说的波樊元帅。后来包纳尔于1940年12月23日到新加坡来接任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那时北马西海岸的英军已经退至霹雳河，包纳尔到马来亚才2天，英国又任命魏伐尔（Sir
Archibald Wavell）,当时58岁，被人称为英国在这回大战中的五大名将之一，又有英国最伟大的猎犬之称。 担任马来亚英国陆军总司令的是白思华中将（A.
日军方面，担任南方军最高司令长官的是寺内寿一。他指挥的范围，除了马来亚而外，还包括菲律宾，缅甸，和荷印等地。为着他这回在南洋作战有功，获得元帅衔，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半年多，寂寞凄凉的在柔佛病死。 日军在马来亚的总司令是山下奉文。在战争发生这一年，他56岁。是日本士官学校第18期生，比东条英机后一期。在陆军大学毕业以后，历任联队长和旅团长等职。“七七事变
”以后，也曾到华北各地作战。1940年任职陆军航空总监，同年12月被派为德意军事考察团团长，到欧洲去研究德国的闪击战，1941年6月 回到日本，主张日本在军事上必需学习德国。由于他对现代的战略战术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他因为在马来亚作战有功，所以不久便升为大将，而且博得马来亚之虎的绰号。在马来亚建功以后，被调到中国东北，准备对付苏联。后来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又被调到菲律宾去和麦克阿瑟对垒。日本投降以后，在菲律宾被战犯法庭判处绞刑。 二、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被炸沉 1941年10月17日，日本第3次的近卫内阁倒台，东条英机奉命组阁。11月5日，日本特派来栖三郎到美国谈判太平洋问题。同月22日，中英美澳荷代表在华盛顿开始会商同意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日所提出的条件：一、日本退出轴心，二、日本放弃侵略野心，三、日本由中国及越南撤兵，四、太平洋各国商务均等。由于这一个会商确立了A
B C D（即美英中荷）的联合阵线。同月26日，美国照会日本，质问集中大军于越南的理由。12月1日，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2日罗斯福再问日本大使指责日本大军集中越南。同日，英国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Prince
Of Wales）和击退号（Repules）开到新加坡。5日，日本答复罗斯福，声称集结日军于越南的理由是要防备中国军队的攻击，6日，罗斯福致函日皇，呼吁和平。到了这个时候，太平洋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但是在马来亚方面，到了此时还有人觉得时局并不严重。例如澳军司令孟纳于12月3日还在非洲接到马来亚的电报说：“此间平静，无战争即将发生之景象，君不必急归。”原来当时英国有人相信暹罗不会被日本利用。同时正是东北季候风的时候，日军要在马来亚东海岸登陆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12月6日早上，英军的侦察机，便发现越南最南部的柬埔寨岬附近，有一大队日本运输船，在强有力的海军护送之中，向西北驶行，好象要驶入暹罗湾。7日，这一队舰船沿暹罗海岸向正南驶行，于夜半抵达暹罗的宋卡和北大年，以及在马来亚东北的哥打巴鲁海岸。在日机空袭的清晨4时，新加坡却还灯火辉煌。这一次到新加坡空袭的敌机，有人估计，共有3队，每队9架至12架。除了实里打（Seletar）和丁雅（Tengah）飞机场为目标而外，还轰炸市区中心。当新加坡受空袭的时候，日军进攻哥打巴鲁的大炮已经怒吼，在宋卡和北大年的敌军也正在登陆。马来亚之战的第一幕，就这样揭开了。 据日本方面的报告，战争发生第一日，在北马方面击落和击毁英国飞机48架。到了第3日，即12月10日更严重的事发生了；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都被击沉！这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 威尔斯太子号是英国当时最新锐的主力舰之一，排水量3万5千吨，速度每小时30海里，有十四寸口径的大炮十门，而且甲板坚厚有特别防护的设备，所以有人称之曰“不沉之舰”。击退号是战斗巡洋舰，速力和威尔斯太子号相同，是英国重要的战舰之一。这两只战舰配合起来，据说可以当一个舰队使用。 统率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东来的是菲立斯海军中将（Sir
Tom Phillips）。12月10号那一天，他获得情报，说日本的运兵护航舰队继续由暹罗湾南下，在宋卡和北大年等地登陆，而且据飞机侦察报告，这一个护航舰队，没有航空母舰，这使他决意出发去加以阻扰。在出发之前，他曾请波樊元帅派遣陆地飞机去策应，可是因为那时北马的几个机场，受了敌人的轰炸，很难派出飞机去加以掩护，使他不能不稍微踌躇。 那一天早上，恰好是云霭低迷的天气，飞机比较不适于活动，所以他终于决意冒险出动。除了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同时出动而外，还有若干驱逐舰随行。后来云开日出，天朗气清，发现敌人一架侦察机，于是立即回头南下。在归途上接得一个不确实的报告，说敌军在关丹附近登陆，便顺便到关丹去查看虚实。到关丹发现了这个情报不确以后，便再向新加坡进发。不料此时来了一队具有2个发动机的敌机，初期由高空投下炸弹，竟准确的命中，接着8架敌机低飞下来，对准2只主力舰，放射鱼雷，结果2舰共中鱼雷达16枚左右，不久便沉没到无影无迹。日机完成了任务以后，立即欢呼归去。菲立斯中将在此役失踪，相信是以身殉职。英国陆上飞机飞到那里的时候，已看不见两舰，只见海上浮着一大片的油垢，和几只驱逐舰在拯救沉舰的官兵。 这一个海战，有人指出是英国海军一世纪以来最惨的败北。据说2只主力舰踏入了日本预设的陷阱。这一个战役对于军心士气的影响，我以为比这2只主力舰本身的损失是更加严重的。 三、边境和槟城的撤退 1941年12月8日午前2时左右，新加坡的军事当局接到哥打巴鲁的长途电话，报告日本的运输舰队已经开到哥打巴鲁海上，在电话听筒还听出隆隆的炮声。 哥打巴鲁（Kota
Bahru）是吉兰丹州的首府。18世纪吉兰丹为丁加奴所征服，19世纪则属于暹罗，至1909年，才由暹罗割让给英国。这回，吉兰丹又有新的侵略者来到了。 进攻的日军是第18师团。据英方报告，战事发生之后，英荷的潜水艇在暹罗湾击沉了日本运输船4艘，其中载有日军4千人，当日军在哥打巴鲁登陆的时候，英澳空军也曾在月光下击沉日舰2只，此外还击沉了许多满载日军的登陆舟艇。但是在12月8日那一天，日军终于在哥打巴鲁海岸获得一个坚强的桥头堡，而且在当日晚上进展到飞机场，加以占领。 防守哥打巴鲁的英军是印度第3军第9师的第8旅。守军在撤退之前，虽然把飞机场破坏，但是日本陆军航空队于9日抵达，稍加修理，于10日即应用为航空基地。守军不但退出飞机场，后来又退出哥打巴鲁市，一直退到瓜拉吉赖（Kuala Kerai）。 事后也有英人报告，12月8日晚上在哥打巴鲁上岸的日军只有700人（一说不上600），守军却有4营之众。据日人方面的报告，日本陆军航空队推进至哥打巴鲁机场以后2日，便获得北马的制空权了。 日军第5师团主力12月8日午前3时至4时在宋卡登陆。这里也有飞机场，又有良好的港湾。同日午前5时，又有一部日军在北大年登陆。由宋卡登陆的日军经合艾（Haad
Yai）等地进攻吉打，由北大年登陆的日军则向霹雳北部推进。到了8日下午2时，印军两营由霹雳边境的高乌（Kroh）越境进入暹罗。于10日推进到勿洞之北21哩地方，和日军一团发生接触，被日军击退。在日军急追之下，退的速度超过了进的速度。 经合艾向吉打推进的日军于12月10日达到边境。在这方面的英军是印度军第11师的主力，包括一部分英人部队，还有新来增援的廓尔喀兵（Gurkha
尼伯尔雇佣兵）1旅。11日日军的先锋部队，为数只有400人，运用渗透的战术，乘虚越过英军前哨，突入日得拉主要阵地。他们以小型坦克为先导，沿途丢掷手榴弹。英军的前哨部队有的还未曾发放一弹，却就陷入日军的包围，旅长牙勒脱（Gorrett）甚至受伤。12日，日军以同样战法继续进攻，英军则缩短阵线，撤退左翼。日军一部分企图阻塞英军退路，另一部分继续推进，这使英军不得不再退却。13日日军占阿罗士打，当地飞机场亦落入日军掌中，英军则总撤退至牛仑（Gurun），一共退了3－40哩。 日军前锋于12月15日攻击牛仑，印军第6旅的旅部僚属几乎全部瓦解，旅长幸逃。全军至此，运输工具以及其他配备，损失了一大部分。 日军主力沿公路南下，另一部分企图迂回至姆达河（Sg
Muda 在双溪大年之南，北海之北），企图断绝英军退路，于是英军迫得于16日放弃双溪大年（Sg
Petani）。 突破霹雳北境的日军达到高乌以后并不穷追向吉打撤退的英军，而沿着一条偏僻的道路于12月17日经宜力（Grik）向玲珑（Lenggong）推进，企图急趋至江沙（Kuala Kangsar）与太平间的大路，切断太平以北英军主力的退路。 由吉打退却的英军主力，决定握守司南马（Selama），沿着吉辇河（Sg
Krian）布防。战局发展至此，马来亚的产米区，都沦陷了。 战事发生的第三日――即12月10日，日机空袭双溪大年和槟榔屿的机场。据日方的报告，共击坠和击毁英机19架。11日，日机大炸槟榔屿市区，死伤平民约千名。在12日，英国当局秘密命令英人妇孺准备撤退，当战争正在牛仑进行的15日，又下令英人于36小时之内撤退。在匆忙撤退中，与市民生活有关的一个发电厂破坏了，但是和市民生活比较无关而为宣传利器的广播电台却没有破坏，日军一到便立即加以利用。12月15日晚上，居民已经听得到吉打方面的炮声。16日，英人撤退的工作已经完毕。在12月17日和18日两天虽然槟榔屿已经是被英军放弃的孤岛，但是日机却继续来大炸市区。到了19日北海的日军才兵不血刃的在槟榔屿上陆。 四 、 从司南马到金马士 战争发生之后11日，英军据吉辇河防守，以司南马为防守的重心。 12月20日日军一面进攻吉辇河阵地，一面由宜力路向南推进。在20日和21日，防守宜力路的英军在玲珑等地和日军发生接触。日军在玲珑以南的哥打淡邦（Kota
Tampan）路上堆积障碍物，企图塞住英军的退路，同时另有一部分日军乘坐竹筏，由霹雳河顺流而下。防守玲珑的英军幸得一个老年的华人的报告，赶快派遣一队士兵，乘坐摩托车去清除路上的障碍物，到时日军还未把障碍物堆积完毕，所以英军经过了一度力战，终于撤退成功。但是沿霹雳河南下的日军可能成为威胁太平的后方，切断吉辇河英军主力的后路，于是这一方面的英军急由司南马撤退，于12月23日退至霹雳河江沙一带。日军于22日渡过吉辇河，于23日占据霹雳河的第二大市镇――太平。 在日军进占太平这一天――12月23日，一个新任的远东军总司令包纳尔中将来到马来亚了。当时局外人以为英军的更换主将是由于战事失利，其实这是在战前就内定的。包纳尔中将虽然要鼓起英军的攻击精神，甚至主张前线若干军官应当撤换，但是英军的一退再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士气极低，斗志极微，包纳尔的激励终无补于大局。 英军本来预备坚守霹雳河的防线，因为这一条防线，比较没有侧面的威胁，所以白思华将军一度还相当的乐观。日方也感觉这条防线比较难于进攻，所以特调担任后备的近卫师团一部分来协助第5师团作战。由12月23日战到25日晚，日军终于渡过了霹雳河，威胁英军后路，而且于26日突入马来亚第四位的都市――怡保。英军为着恐怕受日军包围，撤退到怡保以南的金宝（Kampar）. 在霹雳河的战役中，有一个日兵在英军后方被捕，他是用无线电向日军报告消息的。 日本的第5师团和近卫师团经过霹雳河战役以后，分为两路，第5师团主力沿公路南下，近卫师团则在海岸方面活动，互相策应。日军在槟榔屿等地获得100艘左右的舟艇，如小汽艇，电船，以及其他小船。他们利用这些舟艇组织一个海上部队。 日军渡过霹雳河的晚上，正是马来亚战时的第一个耶苏节。就在这一天，英国任命魏伐尔上将代替包纳尔为远东军总司令，魏伐尔则以包纳尔为参谋长。 在过去的几个战役日军常常从森林或树胶园渗透至英军侧面或背后，迫英军一退再退，所以英军这回特选择金宝为战场。这是一个开锡矿的地带有许多地方因为开矿的缘故，已成为空旷的土地。英军要利用这个地方来发挥大炮的威力。当主力军在金宝布防的时候，有一旅英军担任在务边（Gopeng）和迪邦（Dipang）阻滞日军的前进。这一旅本来要引诱日军于晚上进入务边，然后于次日清晨用大炮帮助反攻，不料日军在坦克协助之下，进攻在务边以南的迪邦，迫使这一旅英军只好退到金宝的主要阵地。 两军于12月26日起在金宝阵地相持。英军的炮力固然不小，但是炮位常常固定不动，使到日本空军轰炸非常便利。日本的炮位则常常移易，以避免英军大炮的反击，日本空军对于阵地的轰炸空前猛烈，不但摧毁英军的炮位，还要动摇英军的神经。日本出动至金宝的俯冲轰炸机一次曾达50至60架之多。 12月30日日军一方面猛攻金宝，另一方面在勿南河（Beram
R.）附近登陆，向安顺（Teluk
Anson）进攻。安顺在金宝的西南，有路通到金宝后方的打巴（Tapah）。这一路的日军严重的威胁金宝的后方，所以英军当局赶快分兵以图堵截。在同一时期，另有一支日军渡过在金宝西面的近打河（Kinta
R.）,这也威胁着金宝的侧翼。印度第3军团司令喜士鉴于局势的严重，便下令退至仕林河（Slim
R.）。 白思华极力要阻止前线的退却，但是没有效力。据说英军经过了这三星期的且战且退，已经非常疲倦。到了1941年的年底，不但马来亚的江山，几乎已经沦陷半壁，由于北马几个飞机场落入日军手中，日机的空袭南马和新加坡日见频繁了。在12月26日和27日，一连轰炸柔佛北部的昔加末（Segamat）,26日夜间，4次空袭新加坡。同日还轰炸居銮（Kluang）的飞机场。沿半岛的森林中，夜间常有灯光发现，疑系日本的第五纵队在指示空袭的道路，英军虽然夜夜加以搜索，但没有所获。在12月31日，白思华就曾向澳军司令孟纳提出如何破坏由新加坡通至柔佛的长堤的问题（见孟纳日记）。 马来亚陆军司令部严令印度军第11师必须在1941年的年底以前守住吉隆坡以北阵线，使日军的战斗机不易保护轰炸机到新加坡活动，因为有一大队的援军在护航之下预定于年底或明年初到达。这一队援军包括99架飓风式飞机和英本国军队第18师的大部分。整队船舶只在途中沉了一只，其余都准时开到新加坡。当航行到马六甲海峡的时候，日军当局派出一队60架的轰炸机去加以截击，幸而海上忽然发生浓雾，日机的轰炸没有中的。 在东海岸方面，日军第18师团于攻陷哥打巴鲁之后，一度沿公路与铁路南下。他们把英军追至瓜拉吉赖的交通孔道设置障碍物，以防英军反攻，于12月19日即转向海岸，向丁加奴州进展。丁加奴州人口只有19万2千余人。其中华人1万8千余人，是马来亚人口密度比较低的一州，境内多数地方还未开垦，英军在这州简直是完全没有防御设施的。 这一方面的日军经过了丁加奴州海岸向彭亨州的关丹进攻。彭亨虽然比丁加奴州大，人口却比丁加奴州更稀，同为19万2千余人，其中华人占5万5千人，虽然地方大部分也是未开垦地，但是关丹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却相当重要。例如当地飞机场的得失和南马以至新加坡的关系是不小的。因此在战事爆发时当地驻有印度第3军团第9师的一旅军队。传日军于12月10日一度进攻关丹，但不能证实。当12月20日英军退至霹雳河防线的时候，白思华就决定放弃关丹。因为关丹到新加坡的道路盘旋曲折于崇山急流之间，应援非常困难。据日方的报告，日军是于12月31日进占关丹的。 英军在仕林河开掘战壕，而且用铁丝网围绕，有人认为这是开战以来最好的一条战线，可是日军又发动一个侧翼的包围。日本的海上机动部队于1941年底由邦咯岛出发，于1942年1月4日在瓜拉雪兰莪附近登陆，（一说是在2日）。5日日军中央部队抵达仕林河北部约10哩。6日英日两军在勿南河一带进行坦克车战，结果英方失利。日军在这个战役中有中型的坦克出现。7日日军继续攻击仕林河阵地。9日在瓜拉雪兰莪登陆的日本机动部队和日本中央部队取得联络，开始向吉隆坡进攻，到了此时，在仕林河前线的英军为恐后路断绝，只好再撤退。这回的撤退，一口气由霹雳州南部的仕林河退至森美兰与柔佛交接处的金马士（Gemas）初时有人预料吉隆坡以北的天险丹绒马林（Tg
Malim）或者可以久守，结果只经过小接触便就放弃。日军于1月11日占吉隆坡，于13日占森美兰的首府芙蓉（Seremban）于14日占淡边，同时进攻马六甲。日军当局本以为英军或者会在吉隆坡抵抗至相当时期，所以派遣机动部队到巴生港口，料不到英军竟退得那么快，所以这一个侧翼的奇袭变成是多余的事。由于这一次长途的撤退不但马来亚第三大都市吉隆坡落入敌人的掌中，霹雳，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等州几乎全部任由敌骑纵横了。这几个州郡是马来亚一大部分的精华所在，人口占全马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短时间内都沦陷在敌人的铁蹄下。从金宝之战到退守金马士这半个月期间，日本的陆军航空部队更加活跃了。在开战第一日轰炸新加坡的是海军航空部队，陆军航空部队于12月28日才第一次空袭新加坡，但是在1月9日两度到新加坡轰炸，已经是第10次和第11次了。在1月12日更大规模的空袭新加坡，据日方报告，击坠了英机11架。14日，又在新加坡上空与英机交绥，日方又报告击落英机15架。在其他方面，日机也大肆活跃，例如1月10日在马六甲海峡追逐英方的潜水艇和运输船，在1月11日轰炸在麻河（S.Muar）的一只汽船。汽船因水浅，中弹之后，还屹立河中，引起日机又来轰炸几次。 四、柔佛州半月的会战 英军退到金马士以后，前线离开新加坡只有1百余哩，马六甲和柔佛都沦为战场了。 日军于1月15日抵达马六甲，这一个马来亚历史最悠久的古城，16世纪曾被葡萄牙人占领，17世纪曾被荷兰人夺取，18世纪末叶落入英人的掌中，19世纪初叶英人虽然根据维也纳条约把它交还荷兰，但是终于1824年用苏门答剌的明古连，邦加，和勿里洞向荷兰交换回来。这回马六甲又换了一次主人了。 拥有55万余人口（华人占23万余）的柔佛州，和马六甲一样，在历史上也经过了好几番的变动。14世纪时爪哇人曾来征服，同时来毁灭新加坡。16世纪以后，曾与葡萄牙人战，与荷兰人战。苏门答剌的亚齐人，占卑人，巨港人，也曾来蹂躏此地。它的京城一度被焚，君主曾经被杀。几百年来经过了无数次的腥风血雨，而这一次的腥风血雨是从东京吹来的。 在1942年1月中旬，虽然前线已经迫近新加坡，但是有一些事实多少减低了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 其一，有一部分的援军的确已经开到马来亚。 其二，防守柔佛的澳洲军是未经损失的生力军。 其三，继包纳尔中将为英国远东军统帅的魏伐尔上将已于1月6日来到马来亚。魏伐尔在前线接见战地记者，初时一群记者梦也想不到眼前有这一个鼎鼎大名的英国第一流上将。这个消息发表以后，人心士气为之兴奋不小。 其四，英军战线缩短一般人觉得或者比过去易于防守了。 其五，柔佛的山不多，有的是一些小土阜，算不得高山峻岭，一般人以为英军的机械化部队，当比较有用武之地了。 邱吉尔在太平洋大战发生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天――1941年12月23日，曾在华盛顿对记者宣布：“新加坡要坚守到联军能在远东采取攻势，它是要坚守到最后的。”
这时英军在柔佛的防线经过了一回新的绸整，沿西海岸公路退却的印度军第11师，这时调到东海岸去防守舆楼和丰盛港一带，同时还有 澳军一部份也在这一方面防守，另外一部的澳军主力则防守金马士前线，新由英国开到的第18师1旅和另一个生力军印度军第45旅则防守麻坡（Muar）与巴都巴辖（Batu
Pahat ）等地，由哥打巴鲁和关丹撤退的印军第9师也在西海岸方面。大体说，防线是东起兴楼，中在金马士，西迄麻坡与巴都巴辖。金马士，昔加末，拉美士（Labis）一线算是中路，麻坡和巴都巴辖是左翼，而兴楼与丰盛港是右翼。 在1月4日，澳军曾在丰盛港以南捕获两个日本便衣军官，发现他们的身上有手枪，有小旗，后来又发现一间素无人居的林中亚答屋有烟外出，在其中捕获了几个日本人。初时他们坚不承认为日本人，但试以华语，却只能讲得几句，这才承认。由于这两件事，可以证明在柔佛战事发动之前，日本的第五纵队，已经到柔佛活动了。 在柔佛战事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好消息：日军于1月14日在金马士至淡边之间遇伏。事前两日便有一连的澳军埋伏在利民济（Gemenche）河一个桥梁旁边的森林中，同时在桥下埋置地雷。1月14日下午4时10分日军先锋部队经过此地，澳军等待日军约有300人过了桥，然后使地雷爆炸，把正在桥上的30个日兵吹上空中，同时从林间发动攻击。据说这一回杀死了日军约500名，可惜的是主力部队没有配合这回的小胜而冲上前去，以求大胜，获得小胜的那一连倒撤退到本阵。 1月15日清晨6时半，日军以20吨的中型坦克4辆和10吨小型坦克10辆为前导，开始进攻金马士。7时半日军由树胶园向澳军阵地渗透。扼守铁路一旁的林中澳军，看见一个孤单的人，白衣，白裤，白帽，不慌不忙的沿着铁路步行南下。躲在林中的澳军本来打算待其走近，然后加以生擒，不料军中有人过度兴奋，开枪加以射杀。他在中弹之前已经用手指着澳军所蛰伏的丛林，不上5分钟，对面的日军炮火，便猛烈的向澳军的阵地集中。日军在渗透澳军阵地的时候，或假冒印度军，例如有一队迫近澳军的阵地，用英语高喊：“Don’t
shoot, we are Indians.”(不要开枪，我们是印度人)当时澳军适有一个旅长在那里，知道这方面并没有印度兵，所以立即命令开火。日军一面运用种种诡计进攻，一面用空军猛炸，迫使澳军终于不得不稍退却。 1月15日日军的海上机动部队已经在麻坡和巴都巴辖之间出现。16日日军在麻坡攻击印度军第45旅，同日在巴都巴辖附近登陆，围攻英本国军第18师的1旅。这2旅虽然是生力军，但是缺乏战斗经验，尤其不惯于森林战，结果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45旅印度军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在麻坡一带击败印度军第45旅之后，拟渡过麻河向永平（Yong
Peng）进攻。这时英军中路主力在永平之北56里的地方，由永平到新加坡的路上则空无防军，如果永平一失，则中路主力军的退路断绝，新加坡就岌岌可危了。同日兴楼的守军也报告日军来攻，东海岸的空气也紧张起来了。 在金马士－昔加末之间的澳军由于后方感受威胁，于1月18日撤退至昔加末河之后。河上只有一桥可通，而且河阔水深，如果日机把这条桥炸断，那就没有退路了。幸而在晚上退却成功，但是因为恐怕日军发觉，有5门防坦克炮不便拖回，而只好在前线破坏。澳军从昔加末撤退的时候，昔加末市上突然发生大火，焚烧了不少店屋。据澳军司令孟纳所说，火是日军第5纵队放的。1月19日白思华和前线各军司令在日机轰炸下开会于永平的树胶园，印度军第3军团司令喜士和澳军司令孟纳，为着军队的分配问题发生了争执。同日白思华命令澳军退到昔加末后方约12里的拉美士。 1月20日，东海岸的兴楼，西海岸的麻坡都发生战斗。日人这一天在东路占据兴楼，中路达到昔加末，西路则强渡麻河。同日澳军由拉美士退到永平。 日军于1月21日到达拉美士，即分兵两路，一路沿着铁路，一路沿着公路，双管齐下，在铁路方面以居銮为目标，在公路方面则向永平和亚依淡（Air
Hitam）进迫。当日下午，在铁路方面把印度军击退至居銮,占领了居銮飞机场。 进攻巴都巴辖的日军于1月23日推进至巴都巴辖与亚依淡的公路，在公路上设置障碍物，使巴都巴辖方面的英军难于通过，同时向亚依淡挺进，企图断绝永平英军的退路，并威胁居銮的侧面。亚依淡虽然只有几间店户，却因为在柔佛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地位非常重要。前线英军至此，大部分非常疲倦，有一部分甚至十日不得一睡，难于再战了。1月24日日军进攻居銮。同日守巴都巴辖的一部分英军，被围于巴都巴辖至小笨珍（Pontian
Kechil）之间，这一路的日军有直驰至新山（Johore
Baharu）的趋势。白思华在冷金召集军事会议，议决于1月30日以前总撤退至新加坡。 在东海岸方面，1月26日日军继续在兴楼登陆，英军的飓风式飞机加以阻挠，和日军空军发生剧战。据英军报告，击落了日机12架。据日方报告，击落了英机20架。同日两方面的海军也在兴楼接触。日本海军参加战斗的有巡洋舰1只，驱逐舰3只，英方则有驱逐舰2只，1只900吨，是上次大战末期建造的，另一只1，100吨，舰龄也有25年，曾转送给澳洲。这一场海战的结果，据英军报告，是日方的驱逐舰1沉2伤，英方那只900吨的驱逐舰也沉没。日本陆上部队同日在东路进攻丰盛港，在西路则完全占据巴都巴辖，中路则抵达居銮以南的冷金。 1月27日，兴楼继续有空战，据说英军损失了13架轰炸机和1架战斗机，在战争开始时担任防守东海岸的印度军第9师师长巴士道少将于1月28日在撤退中遇伏失踪。他的1旅后路断绝，被迫投降。这时俯瞰柔佛南部的几个小山失守，新加坡究竟是否守得住，在英军中已经发生疑问了。1月29日（一说28日），英军又有一批援军在护航中开到新加坡。他们本来有空军保护，可是这时英方空军的主要基地已经迁至苏门答剌，当护航的空军飞到苏门答剌去以后，日军轰炸机九架便趁机在新加坡上空出现，炸中了一只载着英本国兵的大船――亚洲皇后号。英本国军第十八师的一部分在被炸之后丧失了军械，幸而兵士大部分都被救起。就在这一天，新加坡罗敏逊路有一车一车的英军从丹绒百葛码头疾驰而过。车上的英军都睁着好奇的眼睛，沿途观望这热带殖民地的景色。谁料到日本惨酷的俘虏营正开着大门，等待这一批生力军。 在援军开到的这一天，前线离新山不过二十哩，战争在大笨珍，古来，和丰盛港等地进行。柔佛之战已近于尾声了。 1月30日，魏伐尔召集一个军事会议。白思华和喜士都出席。魏代尔报告南洋各地战况，描出一幅惨淡的战局图；但是还希望新加坡坚守至相当时期。就在这一天，英军主力从半岛退到新加坡，留一部分英本国的军队担任殿后。 1月31日，这是马来亚半岛一个悲哀的纪念日，英军殿后部队于清晨五时全部从新山撤退，经过柔佛海峡长堤，全都退到新加坡。最后一个人踏上新加坡岛以后，便发生了几声地雷巨响，把长堤炸毁一段。在炸断了的长堤上，堆塞着不少障碍物，如有刺的铁丝网之类。 在马来半岛55日的战斗中，据日方一度报告，俘虏了英军8千人，掩埋英军死尸5千具。英方指出这些数字过于夸张，但是承认损失的重大。 五、新加坡的攻守战 柔佛海峡长堤炸断的这一天清晨，从新加坡北岸了望新山，可以发现平日熙熙攘攘的这个市镇，已经变成死寂的角落。偶然有一二只丧家之狗出现，似乎也在惊奇人事为什么变得这样的迅速。 不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了。新山临海的一座高楼，已经飘扬着日本旗，在向新加坡狞笑。 虽然白思华已经宣布半岛之战结束，新加坡之战开始，但是2月1日的新加坡还和战时的经常日子一样，除了敌机空袭而外，大体相当平静。这正是暴风雨前的静寂，谁也知道这种静寂是不会继续多久的。 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民众武装部队所招募的华人义勇军正式成立了，从英国政府方面领到一批旧式步枪。报名加入的共约有3千人，已经正式组织的约有1千人。他们在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把上陆的敌军推落海里，乘胜向半岛反攻。他们听到白思华将军宜布要死守新加坡待援，觉得事尚可为，并不悲观。 日本空军除了继续轰炸本岛而外，还不断的在新加坡海面活跃，巡猎由新加坡撤退的船舶。据日军方面的报告，在1月31日至新加坡陷落时，炸沉了许多船舶，包括两只一万吨级的巨轮。美国的空军堡垒则在1月30日左右来炸哥打巴鲁等地的飞机场。 日本陆军航空部队于2月1日，到新加坡作第56次的轰炸。市民对于空袭已经当作家常便饭，现在最大的恐怖不是空袭，而是敌人早晚就要上陆。敌人的铁蹄声已在耳边响动，敌人的屠刀已在眼前闪耀了。 2月1日新加坡有军事会议，在会议席上，当局报告军港船坞早就自动凿沉。号称世界第三大的船坞这样早就破坏，这可以表现当局对于死守新加坡的信心究竟任何了。日军到达新山之后，便积极作登陆战的准备。大批的舟艇躲藏在柔佛海峡的西北，藉着六七尺高的孟格罗树的掩护，以避开英方的侦察。19世纪活跃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也常把船舶躲藏在孟格罗树丛里面，所不同的是19世纪的马来亚海盗并没有进攻新加坡的勇气，而现在躲藏在孟格罗树丛里的敌人，不久就要在新加坡的大街上横冲直闯。 2月4日，日军从后方运来的大炮已经在柔佛海北岸安置就绪，于是开始大规模的炮击新加坡。炮声如雷，巨弹如雨，死神日夜张着巨口，可能在任何时任何地吞噬任何一个市民。 新加坡在1936年有人口60余万，其中华人占45万余。战时内地有许多华人，为着不愿处在敌人的统治下，跟着英军阵线的不断向南撤退，也不断的南迁，以新加坡为尾闾。因此新加坡此时的人口，有人估计当在70万至80万之间。他们之中，一小部分固然可以再从新加坡撤退，但是大部分不能不沦陷在这个孤岛与死神挣扎。 日军的大炮在最初几日集中轰射新加坡的东北部，所以樟宜一带居民日夜不遑宁处，后港一带的地面也为之震动，但这是日军声东击西的诡计。2月7日日军占据了柔佛海峡东部一个叫乌敏岛（Pulau
Ubin）的小屿，对新加坡的东北部更进一步的威胁。同日山下奉文把司令部设在新山，还在新山那座面海高楼设了望台，了望新加坡的阵地。据说这一座了望台曾经中了英军的炮弹。 新加坡在2月8日几乎整日被炸。从傍晚至深夜11时，炮击更加剧烈，而且不仅炮击东北部，西北部也遍洒弹雨了。尤其是探照灯巢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如果探照灯为着要避免轰炸炮击而不敢照射，那就便利了敌人的强渡海峡。到了深夜12点10分至20分（即2月9日零时10分至20分）正当残月悬空，月色微明，日军已经强渡了海峡来作“敌前上陆”了。 海峡的阔度约有一哩，据说日军在强渡中沉了几只船，受了不少损失。防守这一方面的澳军司令部接到日军上陆的紧急报告，据说是在当晚1时。 日军进攻新加坡的部署，仍以第5师团担任中路，由长堤的西方登陆，以在马来半岛东海岸作战的第18师团担任西路，协助中路的进攻，这两路都是在8日深夜强渡海峡的。近卫师团则担任长堤正面及长堤以东的战线，此时还在待机未动。 在西北岸登陆的日军，经过了四五小时的战斗，到2月9日破晓，推进至丁牙（Tengah）飞机场附近（即蔡厝港附近）。英军在这一带布防抵抗至9日晚7时，机场终于失陷，退至克兰治河（Kranji
R.）和裕廊河（Jurong
R.）。日本第18师团司令牟田口本日在前线受伤。 2月10日日军渡过克兰治河，附近英军退到武吉知马路。日本东路军于2月9日夜至10日晨也渡过海峡，向实里达飞机场推进。在10日这一天，山下奉文抵达丁牙飞机场指挥。 2月11日，东路日军朝淡申路附近的蓄水池南下。中路日军则攻破武吉知马英军阵地。日军坦克已在新加坡战场出动。这一天，魏伐尔上将在荷兰路的澳军司令部又召集会议。附近被炸，司令部的玻璃窗震动破碎，魏伐尔和白思华停在门口的汽车也被炸坏。在会议中，魏伐尔主张反攻，不满意于不断的退却。但是澳州看护妇队有半数于今夜登上撤退船，同日日机开始投下劝降传单了。 2月12日日机又投下劝降书。书用英文写，署着山下的名字，有的装在木匣里面。其中说：“我从武士道的立场，劝告新加坡的英军立即投降。”又说：“你们英军官兵的妻儿，正在焦急的等待丈夫和父亲的归家。”最后说：“我希望你们英军官兵将站在英帝国传统的光荣立场，接受我们关于和平的劝告。你们投降之后，将享受军人和战友的待遇。”这一天英军在武吉知马村反攻失败，敌人各路还是着着前进，中路集中火力进攻武吉知马路的东部，西路则沿西海岸进攻。原在荷兰路的澳军司令部迫得移到东陵。本日另一部分的澳州看护妇也登上了撤退船。岛上的澳军当局庆幸着她们的撤退成功，料不到她们在邦加岛被炸，而且后来在苏门答腊被俘。 2月13日武吉知马路附近的英军阵地被日军坦克突破，一部分退至淡申路，附近蓄水池的防军也退却。同时日军东路向后港进迫。上午白思华在康宁炮台（Fort
Canning,即所谓皇家山顶）召集会议，出席的各军长官大都承认已不能再战，因为印军以及其他军队士气都低，连最后赶到新加坡的援军――即英本国第18师的一部分，也感觉疲乏。于是发电到万隆给魏伐尔，提议投降，但是魏伐尔的复电说“不准投降，必须战至最后！”于是白思华命令：纵使在康宁炮台的总司令部失守，市内还必须继续战斗。但是华人义勇军已于当日奉英政府命令解散。 战斗虽然继续，但是新加坡的失陷已经是时间问题而已，所以在2月13日这一天，当局讨论撤退人员的办法。撤退船只能够容纳1千800人，因此各军撤退人员数目都有严定。据孟纳的日记所载，澳军预定撤退的100名，是经过挑选的技术人才。撤退者于晚上7时接到通知书，着令于午夜之前在码头集合，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上船而日机便来轰炸。撤退船在轰炸中匆忙避炸而去，一去竟不再回。未上船的一部分被炸死，一部分狼狈回营。就澳军中那100人而言，只撤离了39人而已。其他于次日要再撤退，但又遇炸而终于撤退不成。 2月14日是华人旧历的除夕。大炮声炸弹声，机关枪声，步枪声，奏成了恐怖的交响乐，代替往年除夕的爆竹。这时新加坡已经没有所谓空袭警报，也可以说终日都在空袭警报中。市上有几个地方已经中了炮弹。大部分的市民躲在防空洞，防空壕，“穴居”而并不“野处”。在许多路上，散布着死尸，瓦砾，破车，窟隆，和炸弹碎片。正在燃烧中的油池，屋宇，以及其他建筑物，把火焰和黑烟喷上天空，织成了一层浓黑的云，遮住赤道骄炎的太阳。日军西路已由巴西班让打到西部市郊，中路迫近淡申路附近的无线电台，东路打到巴耶礼巴路（Paya
Lebar）。此时樟宜方面的英军也已经向市区撤退了。 六、 英军举白旗投降 2月15日早晨英军阵地还是继续后撤。上午11时白思华又在康宁炮台召集会议。席上有人报告因为水管于昨日一部分被炸破裂，有个医院已经24小时断水，伤兵充斥市上，军粮只存3日，除澳军而外，许多大炮已将发生炮弹荒。于是在忧郁寂寞中一致主张投降。这时，白思华取出山下奉文的一封信给大家看，信上写着投降手续，规定总督署须升上白旗，投降代表所坐的汽车，须插一面白旗和一面英国旗。 白思华派一个旅长和辅政司为投降代表，驱车至武吉知马山下司令部，要求于下午3时半停战，和保留一部分武装以维持市中秩序，（或说还要求英军俘虏可以使用蚊帐）。山下拒绝接见，要求白思华本人为投降代表，于是白思华只好亲身到山上那里去签定投降书。据山下后来告诉菲律宾的傀儡总统说，他对白思华说过一句话：“我今天只要你说一句话yes(是)，或者No(否)，别的免言！”
停战时刻定于晚上8时半起。8时左右迫近新加坡市郊的日军突然三呼万岁，扬声歌唱，原来这时他们已经得到英军投降的消息了。 至此，英人莱佛士于1819年从柔佛王国取得的新加坡，完全落入日本法西斯军人掌中，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前的莱佛士铜像，好象也在黯然神伤。 新加坡总督汤马士不愿离开危城，宁愿充当俘虏，博得不少英人的称赞。英人不以被俘为耻，而是同情俘虏的；日本过去军事教育，虽以俘虏为耻，但是对于汤马士这种英国高级官吏，当然不为己甚，所以他可在俘虏营中安度战争岁月，以待最后胜利，而受国人欢迎回国。抗日的华人领袖则不然，一落入日军掌中，除非愿给日本利用，悲惨是不堪想像的。因此，在新加坡快要陷落的时候，若干抗日的侨领和文化界知名之士，只得逃亡到苏门答腊或爪哇等地。 据日方发表，新加坡之战的结果，日军俘虏英军7万3千人，其中有将级军官28名，包括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和印度军第三军团司令喜士中将，卤获各种大炮300尊，机关枪2千架，步枪约5万枝，战车200辆，汽车约1万辆，大小船舶甚多，包括1万吨级的轮船1只，5千吨级的运油船3只，以及其他军需品无数。俘虏中有8千伤兵。日方自言在强渡海峡和岛上作战中死伤约3千名。 就整个马来亚之战而言，（包括半岛与新加坡之战）据日方发表，共俘虏英军9万7千800人，卤获各种大炮996尊，机关枪2千821架，步枪6万2千264枝，战车476辆，汽车1万2千940辆，船舶295只，铁路车厢1千859辆，飞机10架，此外炸沉和炸破船舶88只，击坠飞机170架（内46架不确定），击破飞机204架（内6架不确定），英军自北马至新山遗尸8千210具。 英军虽然投降了，但是人心决不投降，新加坡英军的战斗虽然停止，但是马来亚内地人民抗日军却起来了。 七、战败的原因在那里 战时土地的得失，阵地的转移，本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是由北马至南马550哩的长途：有密林，有高山，有深谷，有急流，似乎不难凭险据守，英军竟在55日的短时间内一泻而尽，实在是世人始料所不及。号称攻不陷的新加坡要塞，英军经过了一星期的且战且退而就投降，谈之亦令人气丧，无怪邱吉尔为之伤心不已，也无怪山下奉文因而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到底这场战争惨败的原因在那里呢？ 马来亚之战，很多人以为英人是怕死的；有人说马来亚的温度在华氏表80以上，同时湿度也特别高，不适于英人的体质；也有人觉得英人平日惯于养尊处优，不善耐劳任务，是战败的原因；更有人归咎于新加坡的设防不周密，或者兵力悬殊，缺乏配备，这都不是主要原因也和事实正相反。英军的数量并不在敌军之下，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配备，日方曾承认英方的优秀，每称之曰机械化部队。试就英军被俘人数和被卤获的车数对比，可以发现英军平均每人都有车可坐。日军在这回战争中并不以配备取胜，那是极明显的事实。 就空军而言，英方虽稍居劣势。但是在森林遍布，沿途胶树多至3亿5千万株的马来亚战场，空军实在远不如在一般战场的重要。日本的空军只能对英军交通线稍作骚扰，而不能轰炸森林中的英军阵地，英军在敌机轰炸中死伤的数目非常微少，不过，空袭使士气更加低落，这是比较严重的。 有人感觉到日本宣传的可怕。不错，日本的“纸弹”是相当有力的。由日机投下的巫文传单，记得有一张列举马来亚的某项物质本来多少，英军驻防马来亚之后便上涨若干，最后说日军占领了马来亚以后，大家可以享用廉价的东西。这种宣传虽然骗不了华人，对于马来人恐怕多少是会发生作用的。 至于夸张日本第五纵队的话题，但为什么马来亚容许日本第五纵队活跃？为什么英军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把马来亚战败的主要原因归于英军缺乏森林战的经验，所见也未免太偏。 马来亚之战惨败的主要原因，我以为在乎英国过去外交政策和殖民地政策的错误。 就英国外交政策而言，1902年的英日同盟助长了日本侵略主义的羽毛。在欧洲方面，英国的绥靖政策又纵容希特勒的跋扈。英国和日本同盟的主要目的是要对付帝俄，以保持它在东方的优势，结果却养虎遗患。在1931年以后不毅然制裁日本以及更后的纵容希特勒，为的是要防苏，宁愿使日德得志，不愿世界革命成功，结果却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造成了1941年的空前危机，不但本国一度朝不保夕，而且要应付非洲的战事，还要顾到远东的防务，真是脚忙手乱，焦头烂额。马来亚这块殖民地所以在1942年初轻易的失陷，就是英国数十年外交的报果！ 英国殖民地政策和这一次战争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过去的政策使到这一次的马来亚之战，几乎只是10万英军在抵御日军，5百万的人民大多数是没有机会参战的。其中2百21万的马来人，几乎完全站在旁观的地位。他们因为事前没有充分机会认识世界的政治，所以此时还认识不清日本法西斯的真面目。记得美国名记者根塞在《亚洲内幕》一书中，曾说马来亚是没有土人革命运动的殖民地，过去统治马来亚的当局或者要夸称这是他们殖民地政策的成功，其实正是这种殖民地政策使到占人口的半数的马来人不会积极参加抵御日本法西斯之战。在马来亚人口中占2百22万的华人虽然有炽热的抗日情绪，但是在战争爆发的前夕，华人的抗日还是非法的，有罪的。许多华人因为努力于抗日运动而入狱，而出境。在这种环境之中，华人事前自然不能有抗日的军事训练和其他必要的准备，所以战争发生之后，汤马士总督虽然急来抱佛脚，允许华人参加抗日，但是当新加坡华人正在动员的时候，日军已经迫近柔佛海峡了。吉隆坡虽然也有华人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但是英军在战事发生以后1个月零3日便从金宝退到吉隆坡以南，使中马华人根本没有参加堵截日军的机会。这都不能不归因于过去当局的殖民地政策。 斯特莱波治勋爵在《新加坡及其后事》一书，曾说出下列的话：“从马来亚的华人就可以招募一支军队，其数量足使日本的侵略不能成功，马来人和印度人未用到的人力，尚不计算在内……”
为什么英国当局不能充分利用马来亚的人力呢？借用斯特莱波治勋爵的话说：“就理论而言，人种肤色不应有界限存在，这固然已经是英帝国的主要原则，就实际而言，虽然司法也已经平等，但是；尚不能使到当地的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各种公民，感觉他们和欧洲人是处在平等地位的。在今日的世界，当兵的义务和权利是公民身份的真凭实据，不幸英国政府在1941年想起印度兵叛变事件，尚有余悸。”
关于几种民族怎样能够共同保卫一个土地的问题，斯特莱波治勋爵曾举一个明显的例证如下：“今日的苏联，是欧洲和亚洲许多民族部落的大结合，他们在沙皇时代的文化教育水准本是很不均等的。现在莫斯科所统治的广大土地上，有一百余个不同的民族，种族。他们的待遇绝对平等，同时各按照人口比例而参加红军。”
如果当局对于马来亚的人民，事先给予政治上的平等待遇，加以充分的组织，训练，这一回战争决不致打得如此难看，这由下列几件事分明可以看出。 英军在半岛各地撤退的时候，如果希望反攻，就不应只是向后退，至少一部分应当向两边退，或一边退，暂时退入森林中，或树胶园，或其他任何可以遮掩的地方。在马来亚要找这种地方，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可使敌人不敢放心南下，同时比较有向敌人施行侧击和包围的机会。不幸英军的退，一直朝着南走，好象新加坡是一块大磁石，而10万英军是铁屑一样。甚至一个部队稍稍突出，便急急的退入；有了被围的危险，便急急要突围；被围之后，本来可以留在敌后扰乱敌人，但是一贯的作风似乎以为非和大军同退不可。撤退成功的，有时甚至被誉为英雄。在要退守新加坡的时候，本来更当留一部分的军队在半岛扰乱敌后，然而结果竟是全部撤退“成功”！在总撤退到新加坡的第3日――即2月2日――有一个英兵从巴株巴辖方面乘坐一只华人的小舟逃回新加坡，军中传为美谈，俨然当作一件奇迹。2月7日派出一个小队伍回到半岛活动，经过了24小时，它就急急回来。如果说英军当局不知重视游击战，那就有点冤枉。我在上文已经介绍出一队45名士兵和3名军官的游击战。他们从巴生港口到霹雳活动，虽然辛辛苦苦的出动，但只袭击一次日军，便就急急的撤回本队。这在中国游击队看来，恐怕要当作一个笑话，而笑话尚不止于此。白思华将军曾向澳军介绍组织这个游击队的办法，所以澳军也组织一个同样的队伍到敌后去活动，去了几日回来，竟说看不见日军的踪迹。为什么英军会有这种笑话呢？主要的原因，显然是和人民没有联络，没有人民参战。中国游击队有句名言：“游击队是鱼，人民是水。”鱼没有水自然是不会活的。英军之鱼有水而不能利用，这就是过去殖民地政策所生的恶果！至于日人“纸弹”所以能发生多少效力，日本第五纵队所以能活跃，英军所以不能在敌后组织第五纵队，所以缺乏攻击精神，所以不善作森林战，以及英军官所以不能不胶执呆板的教科书，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和人民没有联络，没有引起人民参加作战。一句话，还是过去殖民地政策所生的恶果。如果过去殖民地的政策比较开朗，能够使人民及时参战，纵使马来亚未必支持到远东大反攻的局势到来，至低限度，这一场的战争不会败得如此之速，如此之惨，这是可以断言的。 （摘自洪丝丝《马来亚战讯》1946．8．22《大战与南侨》）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简介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由马来亚共产党所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武装队伍。 这支人民军队，其成员来自马来亚各民族、各阶层，而以马来亚华人为主体，深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在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逐步成长壮大。至日本投降前夕，除原有的独立队(称老队)外，为了与联军合作抗日，又扩建了八个独立队(称新队，其中有三个是原来的老队)，合计共有六十七个中队，九千九百余人，加上全马各州的后备队、抗日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成员共达四万五千余人。 在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的三年八个月期间，人民抗日军与日军进行了约三百四十多次的大小战斗，共毙伤敌人五千五百余人。 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人民抗日的支柱，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不仅动摇了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使其妄图控制西南太平洋战略要冲及掠夺马来亚居东南亚首位的胶、锡等战略资源的阴谋不能完全得逞，还打击、牵制、分散了其兵力，支援了中国、苏联以及英美联军的对敌作战，对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人民抗日军写下了马来亚在被侵略时期由人民自己创立军队，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篇章。正是由于人民抗日军的英雄业绩和马来亚人民在日治时期的痛苦经历，激发了马来亚各族人民战后要求国家独立解放的热情，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继而在马来亚各族人民和各党派的共同奋斗下，赢得了今天马、新两地的国家独立，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宣告结束。 可以肯定，人民抗日军的这段英雄业绩，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仍将继续激励马、新两地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建设繁荣昌盛的共和国而努力奋斗!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殖民主义体系残余思想的影响和各种偏见，至今仍然有人在蓄意歪曲马来亚抗日战争的历史，抹煞人民抗日军在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所建下的功绩。更为遗憾的是，为抗日的胜利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三千多位烈士及其家属不但得不到抚恤和嘉奖，相反，成千上万的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在1948年6月21日英殖民 政府颁发的“紧急治安条例”下，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昔日抗日盟友，转眼变成阶下囚”。这种遭遇实在太不公平了!
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情况，过去在各地曾有过一些报道，但大都是片面和失实的。有些则是蓄意歪曲历史，把人民抗日军与联军合作抗日的情况和过程，篡改得面目全非，把英军在战时建立起来的情报联络组(即所谓的一三六部队)吹捧得功大如天，说什么人民抗日军是由他们组织、训练、供给粮食、武装才得以发展壮大；有些文章甚至把打家劫舍、冒充“华侨抗日军”的土匪组织与人民抗日军相提并论，混淆视听。凡此种种，均是无稽之谈。其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企图否认和贬低人民抗日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这里应该着重指出，马来亚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如果没有马来亚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拼死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抗日军来自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部队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壮大，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在日军的重重围剿下，部队所以能够机动灵活，安全转移或者迂回出击，并取得大小战役的胜利，也全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在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大业中立下的不朽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各族人民为马来亚抗日的胜利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功不可没。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史，是马来亚各族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历史!人民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万世流传。 取材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新马桥友会编，香港见证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 建立与发展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在战争的紧急关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在毫无战争经验的情况下，由马共创建的人民武装。全军八个独立队，有四个是以参加过“101特别训练学校”军训的学员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余四个独立队，则是由各州的马共地方组织就地选派干部创建的。 八个独立队共有秘密中队(又称老队)46个，独立分队2个，约5400余人；公开中队(又称新队)21个，约4500余人。合计共有新老中队67个，总兵力约一万人。(注：日本投降后进驻城镇的部队，除上述21个新中队外，还有“二独”、“七独”、“八独”的老队12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
八个独立队的编制基本统一。独立队设司令部，司令部辖中队指挥部，中队辖三个分队，分队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队员10—12人。因为是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每个独立队所辖中队的数目，视情况而定，不受限制。同样，中队所辖分队，分队所辖小队的数目，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每个中队人数在100人至200人之间。各独立队的指挥作战，组织管理和民运工作，都是分别筹划，各自为战。中队的活动也相对独立进行。战争的规模基本上是以中队为单位的游击战，在靠近城镇地带，则多数以分队或小队为单位进行作战。三年多的战争期间，极少以独立队的规模组织作战(如第三独立队组织的“5．13”战役那样)。各独立队之间协同作战，更是绝无仅有(如“五独” 、“六独”协同清剿牙叻顶山区的土匪)。由于叛徒内奸莱特的出卖，从l943年4月以后，马共中央委员除东彭仅存一人外，基本上已损失殆尽，全马统一的领导机构，事实上就不再存在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日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即使如此，各独立队之间的相互支援，还是有的，如“五独”于1 9 4 2年支援“一独”武器；1944年底，“一独”、“六独”、“三独”支援“二独”恢复建制等等。 取材自香港见证出版公司出版、新马桥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各独立队简介
第一独立队
活动地点：雪兰莪州。 “一独”在1942年1月1日宣布成立，成立的仪式则于1942年1月4日在吉隆坡北郊双文丹(Serendah)的义山亭举行。部队刚成立时，由第一批“101军校”受训学员，结合由马共雪兰莪州地委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组成三个分队，合计有兵员160余人。独立队党代表许庆彪，队长陈天庆，副队长廖奕林，政治部陈祥，管理部刘尧。成立大会还未开完，就遭到日机的空袭，有队员一人当场中弹(后不幸牺牲)，部队被迫撤往山区。初期开展除奸活动，组织群众和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部队和群众的损失都很大，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供应困难。特别是1942年9月1日发生的“石山脚事件”(亦称“九.一”事件)，由于叛徒、内奸莱特的出卖，马共中央受到很大的损失，共有1
8人在这一事件中壮烈牺牲。因为日军的连续扫荡，“一独”被迫把三个分队(包括在“九一事件”前建立的模范中队)集中到顿巴央(S．Tempeian)地区，改编为联合中队。联合中队在粉碎了日军几次大规模的进攻后，形势有所好转，队伍不断扩大。1943年春，在南区武来岸（Broga)建立了第八中队，中区恢复了模范中队建制，北区吉磷(Kerling)建立了第二十九中队。同年底，又在新古毛(K．Kubu)成立第三十五中队。1944年底，在第八中队的基础上，扩建了第十二中队。1945年4—5月间，第八中队调往西海岸的万津(Banting)地区，在武来岸又成立了一个新中队——第八十一中队。到这时候，“一独”已有6个中队，约850余人。1945年春，第十二中队奉命开赴森美兰州，支援第二独立队恢复建制。为了配合联军反攻，“一独”知英军136部队达成协议，从各中队抽调军事骨干，在地方抗日组织的配合下，建立了四个新的中队(称公开队)，按顺序分别命名为第一、二、三、四中队，约650人。至此，“一独”新老中队合计有9个中队，1300余人。三年八个月期间，“一独”共进行大小战斗120多次，毙伤敌8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280余支。 第二独立队
活动地点：森美兰州。 1941年12月31日，在新加坡由马共中央命名成立。“101军校”受训骨干30人从新加坡出发，于1
9 4 2午4月在知知港(Titi)和马共森州地委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汇合组成二个中队，约230余人，正式建成第二独立队，党代表赖莱福(杜龙山)，队长黄国平，副队长刘冠文(后由邓昌继任)，政治部马丁(曾冠彪)，管理部廖德(曾权)。“二独”的建队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道路。先是因为行军不慎 和攻打瓜拉庇拉(Kuala Pilah)警察局没有经验，使武器和人员受到了损失(副队长刘冠文在此役牺牲)。其次是到达知知港后就遇到日军对群众的大屠杀，被害群众达1600余人。最后是日军的反复扫荡，造成人员散失，伤病员增多(最多时占30％以上)，供应十分困难。但由于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上下一心，不怕困难，也由于当地马共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到1942年10月，就发展到四个中队，即：模范中队(在知知港一带活动)，第十五中队(在葫芦顶Simpang
Pertang一带活动)，第四十三中队(在知知港的双沟罗丹、半芭梨望一带活动)，马口中队(在马口Bahau、冷甲Dankap一带活动)，和一个独立分队——第五十一独立分队(在芙蓉Seremban郊外活动)合计有兵员约520余人。 为了反击日军对群众的屠杀，“二独”在1942年4月，发起进攻知知港警察局，毙敌数人。接着又在抗击日军的扫荡中，毙敌佐级军官一人。日军因此调来几千兵力，对“二独”实行长达五个多月的围攻。这期间，“二独”和敌人发生的战斗不下二十余次，毙伤敌100多人。为了保存力量，特别是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6月间，“二独”奉命开赴西彭亨，会合西彭人民抗日游击队，建立第六独立队。直到1943年底，马共中央才决定在森州恢复第二独立队的建制，由“一独”、“六独”、“三独”各抽调一个中队。任命邓福隆为正队长，斯科为副队长，商钦为保管部负责人．重新开展森州的游击战争。到日本投降时，“二独”共拥有四个中队，加上原来由“三独”划给“二独”指挥的马六甲流动队，共有四个公开中队，兵员600余人。“二独”没有新老队之分，日本投降后全部进驻城镇，并参加复员。 第三独立队
活动地点：柔佛州北部。 1942年1月20日正式成立。成立仪式在新加坡芽笼32巷一间平房里举行。当时由马共中央代表行授旗礼，宣布独立队领导人名单，党代表陈书，队长小杨(吴科雄)，副队长袁治英，政治部肖尔新，管理部李明(李镜明)。同时宣布成立二个中队：第一中队党代表陈田(后调往四独并未到任)，中队长林文光，第二中队党代表胡萍(此人在1948年6月以后成为大叛徒，改名何浪)，中队长李开发。会后全队乘车北上，到永平三合港时为战火所阻。后来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结合，司令部决定第一中队北上余民打Jementah)，第二中队东去巴罗(Paloh)，还派人南下麻坡(Muar)成立第三中队。同年4月，在东甲(Tangkak)地区成立了第四中队。 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各中队伤亡很多，粮食供应困难，疾病流行，战士无一完全健康。柔北当时有十多股群众自发武装，其中有的盗用抗日游击队的名义，打家劫舍，残害百姓。“三独”除说服收编其大部外，对少数顽固不化、继续作恶的，则只有以武力解决。
1943年，日军进攻更为频繁，“三独”各个中队不断流动作战，以迂回伏击战术，打击困扰敌人。在战斗中，又建立了第五中队(在西隆坡、昔加末Segamat以北)，第七中队(在永平)，第九中队(在吉蓬 Bt.
Kepong)，第十二中队(在打色
Tasek，金马士以北、柔森彭三州交界处)，第十五中队(在拉美士
Labis)，第十八中队(在弄边 B．Rompin 彭亨罗滨河出口处)。1945年5月13日，“三独”发起“红五月运动”，同时进攻柔北地区17个(另一说则是23个)警察局，获得了全部胜利。接着粉碎了日暮途穷的日军提出的“和平分管地区,联合抗英”和跟随而来的排华阴谋。到日本投降前夕，“三独”共拥有九个秘密中队，三个公开中队，兵员约1500人。 第四独立队
活动地点：柔佛州南部。 1942年1月30日在新加坡武吉知马汉光学校宣布成立。独立队党代表陈路(胡天保)，队长阿福(余洪)，副队长陈培农，政治部阿川(郑戴明)，管理部李文辉。(注：另有资料说，当时在新加坡宣布司令部成员名单，政治部和管理部均设有副职，政治部副职为吴亚浪，管理部副职是南学，即张天和)。会后立即开赴士乃(Senai)泗隆港，会合已在那里集中的、由马共柔南地委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组成第一、第二、第三(后改称第九中队)、第四等共四个中队，分赴士乃、玻璃城(Kg．Pol Lee Seng)、笨珍(Pontian)、居銮(Kluang)等地活动。柔南人民在沦陷后遭受日军掳掠烧杀十分严重，死亡一万余人。日军进攻抗日部队也较频繁激烈，部队初期只能流动与敌周旋，经常靠野菜、波萝充饥，战死、病死的战士都不少。1942年8月以后，“四独”伺机出击日军警察局，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一年中胜利击退日军八次规模大小不等的进攻，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1943年司令部迁至天吉港(在哥打丁宜
Kota Tinggi 西北大森林中)建立根据地，先后组建了第七中队(在哥打丁宜)，第十三中队(后改称第二十中队，在文律Benut)，第十八中队(在丰盛港Mersing)和模范中队(在天吉港)。四次进攻古来日军，并进攻东山、东兴、勃兰东、白板等地警察局，两次击退日军对天吉港的大规模的围攻。在海上一次夺取日军七艘大型机动船及船上所载的十吨大米，俘虏押运的日军20余人。还成功地平息了日军在文律地区煽动的排华风潮。三年多时间里。“四独”与日军共作战150多次，(其中80多次是主动进攻)，毙伤敌军警及走狗一千多人，自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到日本投降时，“四独”共拥有八个秘密中队，五个公开中队，兵力合计1300余人。 以上四个独立队，均是由“101军校”受训的学员作骨干，结合当地游击队组建而成。四批受训骨干共165人，第一批15人，第二批30人，第三、四批各60人。原计划第一批派到北马，第二批到霹雳，第三批到雪兰莪，第四批到柔佛。但因英军败退太快，不但第五批以后的计划被迫取消，也使得第一批只能到达吉隆坡北郊，第二批到达淡边，第三批到达三合港，第四批到达士乃泗隆港。他们虽然在陌生的环境下工作，但很快就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为坚持和法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蒙受了重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的统计，到日军投降时，除个别人中途叛变，或做了逃兵外，这批骨干生还者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如第一批只剩下四人，第三批只剩下18人，牺牲之大由此可见。 第五独立队
活动地点：霹雳州。 日军1941年12月26日占领怡保之前，马共霹雳州地委就在朱毛(Chemor)和仕林河(Silim
R．)两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朱毛地区有队员近百人，仕林河地区也有60-70人。霹雳全州沦陷后，马共霹雳州地委立即组织人力从战场上捡拾英军遗弃的枪械四百余支，弹药一批，初步武装了自己。在与马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霹雳地委于1942年1月下旬决定成立霹雳州军委，统一领导全州的抗日武装，把 部队命名为“霹雳人民抗日军”。5月间，才由马共中央正式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司令部党代表张奇生(后由廖伟中继任)，队长赖莱福(从森州调任)，副队长黄立，政治部箫力，管理部蔡福。初期辖有四个中队 ：第一中队(后改为模范中队)在朱毛，第二中队在和丰(Sungai
Siput)，第三中队(后改为第十三中队)在波赖(Simpang
Pulai)，第四中队在美罗(Bidor).部队刚成立，还来不及对外公布，日军便发起了进攻，迫使“五独”的正式成立被延至1942年12月1 日。“五独”成立以后，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司令部及模范中队从关丹营地(Kanthan
H．)转移到地骨(Tekat)，再转移到务边(Gopeng)；第二中队从沙叻营地(Sadlak)出发，转移到玲珑(Lenggong)；第三中队从波赖转移到甲板(Papan)。 日军除了在军事上发动对“五独”的进攻外，同时也开展政治攻势，叫嚣“三月灭共”。“五独”则以加强军事进攻和除奸活动来回答，先后进攻朱毛、端洛(Tronoh)、红毛丹(Tg．Rambutan)等六处警察局，并在狮尾(怡保市郊区)伏击敌特高科的巡逻队，取得全胜。以后又与第六独立队合作，消灭了盘踞在吉兰丹州牙拉顶(Ulu
Galas)的二股土匪，在该地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在对日战争中，“五独”相继成立了第十二中队(在牙拉顶)，第十四中队(在太平Taiping)，第十六中队(在实兆远Sitiawan)，第十九中队(在朱毛)，第三十五中队(在玲珑)。为配合联军的反攻，1945年又组建了五个公开队。到日本投降时，“五独”共拥有八个老中队，四个新中队，共1500余人。 第六独立队
活动地点：彭亨州西部。 早在1942年2月间，在西彭马共地委的领导下，当地便成立了抗日游击队，由黄春任党代表，辖有四个分队，约200余人。因人多枪少，同时缺少军事经验，在日军的进攻下，受到了不少的损失。1943年5月，第二独立队奉命东调西彭亨，大大加强了该州的抗日力量。调去的“二独”人马和西彭抗日游击队结合，于1943年8月13日正式成立了第六独立队。党代表峰云(小张)，队长曾冠彪(马丁)。副队长陈豪，政治部吴亮明(后由赖文明继任)，管理部汪清。辖有模范中队(在文冬Bentong)，第162中队(在明光Mengkuang)，第157中队(在文积Manchis)，第153中队(在劳勿Raub),第159中队（在文德甲Mentakab)。以后又陆续成立了牙拉顶中队（在吉兰丹州，以后移交给“五独”，改编成第十二中队）和164中队（在瓜拉立卑Kuala Lipis),总兵力近一千人。 “六突”成立以后，除了加强消灭敌奸、走狗，巩固农村阵地，粉碎了敌人进攻外，曾经先后进攻文积(Manchis)、而连突(Jerantut)、直凉(Triang)、加叻(Karak)27碑等地警察局。另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收编和围剿境内四股群众武装和土匪，并在布劳(Peroh)击退日军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消灭日兵40余人。“六独”的民族工作也做得较好，曾在瓜拉立卑建立了一支马来人抗日小队。到日本投降时，“六独”，共拥有五个老队，四个新队和一个独立分队，加上各地的后备队兵力近二千人。 第七独立队
活动地点：彭亨州东部和丁加奴州。 1944年11月7日成立。早在1942年2月初，马共东彭地委巳着手组织一批胶工和城镇青年，收集英军遗弃的步枪十余支，在惹姆(Kg．Jeram丁加奴州境内)胶园成立游击队，趁日军占领关丹后立足未稳，于三月间进攻雅姆警察局，获得胜利，缴枪20余支。马共在丁加奴州的甘马挽(Kemaman)、甘马仕(Kemasik)、基里社(Kg．Kijal)和北加(B．Peka)一带的基层组织，也组成一支60余人的队伍，于1942年5月20日下午，用三支猎枪和30多把大刀，一举攻下基里社警察局，缴获来福枪5支。接着连夜进攻甘马仕警察局，又缴枪105支(大部分猎枪，是日军从丁加奴州各地收集来暂放甘马仕警局的)。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东彭关丹抗日游击队”。到1944年11月7日，才正式整编为马采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党代表庄清，队长张祺，副队长杨清，政治部阿山，管理部吴克。辖有四个中队一个独立分队，兵员约700余人。“七独”从未取得联军—枪一弹的支援，三年间大小战斗近百次，进攻过11个警察局，击退千余日军的七路围攻，共缴枪500余支，并粉碎了日军的“招降”阴谋。“七独”也未曾建立新队，日本投降后以老队参加复员。 第八独立队
活动地点：吉打和玻璃市州。 第八独立队的正式命名，虽然迟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但它的活动和全马各地一样，在沦陷初期就开始了。因为吉打州毗邻泰国，最先遭到日军的进攻，当地马共组织和各族人民都缺乏思想准备，加以受破坏严重，各抗日组织失去相互联系，初期只由个别马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分别组织抗日武装小组，进行除奸和游击活动。这类抗日小组，前后共组织有七、八个之多，但在日军的连续镇压下，大多数被摧毁或被瓦解，幸存的只好隐蔽起来，或转移到安全地区。其中有二个小组，因为有比较坚强的领导，不但能继续坚持斗争，而且不断有所发展。 其中活跃在吉中和吉南的游击小组，在马共地委成员张云的领导下，组成吉打(东)抗日游击队，他们从除奸活动开始，发展到进攻警察局。1943年底转移到华玲(Baling)山区，和第五独立队建立了联系，并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力量进一步壮大，队伍发展到60多人。 在吉北活动的游击小组，最初只有三支半枪(其中一支是锯短的步枪)，称“三支半枪游击队”。他们除了除奸以外，还消灭了曾残酷镇压工人的日人矿山经理。l944年初，发起进攻亚森(Asun)警察局，缴枪十余支。他们最成功的一次战斗，是新路反击战，重创和毙伤敌军40余人。此外他们还协助训练和支援泰南抗日义勇队，并和他们密切合作，进攻泰南昔罗县日军据点和古务(Kubu)警察局，缴枪12支。为了统一指挥，1945年3月，吉北抗日游击队和吉东抗日游击队统一编制，改称“吉打人民抗日军，并和英军136部队建立了联系。 日本投降后，“吉打人民抗日军”曾一度改称“吉打人民解放军”，引起英方抗议，结果由马共中央军委将其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队长何小力，副队长张江海、白丝木，辖有四个公开中队，除部分老战士提前转到地方工作外，有兵员500余人。 联军情报组织
一三六部队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英军撤出新、马后，设在哥伦坡(Colombo)的联军东南亚总部，准备加强马来亚敌后的情报工作，以便对反攻马来亚作军事部署。但是，那时联军东南亚总部对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缺乏了解的。要进入马来亚日本占领区进行敌后工作，白种人难于胜任，最合适的人选是中国人，尤其是广东、福建籍的华人。为了利用华人参与开展敌后工作，古泛罗、台维斯及布伦米三人受命在印度招募华人，筹组一支别动队——定名为一三六部队，准备潜回马来亚进行敌后活动。起初是邀请“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合作，后来在原新加坡华人林谋盛、庄惠泉的联络沟湎下，由吴铁城及英国驻华大使山森(Samson)在重庆分别代表中国和英国政府，签订协议共同组织一三六部队。中国政府委派林谋盛为驻锡兰联军总部的联络官，兼任一三六部队中由华人组成的龙组马来亚区区长。1943年8月9日，增补委任副区长庄惠泉。台维斯和布伦米因熟悉马来亚情况，又懂华语，故被委任为一三六部队顾问。 一三六部队实为情报组织，并非作战部队，其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军事情报员，一类为电讯员，华人成员由中国国民党海外部派遣，军官全是英国人，由联军总部(实际是英军)直接指挥和控制。在日本投降前，一三六部队的组织是保密的，联军总部派出与人民抗日军联络的人员，也从未使用过一三六部队的番号。战后曾经有人宣扬说什么人民抗日军是由一三六部队提供装备、训练，并由其组织、指挥，这是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不值一驳的。 一三六部队人员潜回马来亚后，在人民抗日军的保护下进行工作，他们一旦离开了抗日军保护区就寸步难行。他们初期也曾计划单独行动，有部分人不听人民抗日军劝告，冒然离开抗日军部队，潜入城市活动。但由于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都以失败告终。 1944年2、3月间，其部分人员在霹雳州先后被捕，2月27日，林谋盛也在打巴十字路被捕，于6月29日病逝于华都牙也狱中。一三六部队进入城镇人员大多数被捕，保藏于山林营地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又因损坏无法使用，半年多时间，断绝和印度联军总部的一切联系。 1944年5月29日，由美国运输舰运载一批一三六部队人员到澳大利亚接受军事训练半个月，几经辗转秘密转移，延至9月中旬，17名队员(英人8人，华人9人)才乘澳洲潜艇离澳北上，偷渡爪哇浪博海峡，于1
0月5日由马丁少校率领，在柔佛南部东海岸登陆，处境十分困难，无法单独活动，直至12月中旬，才到农村找到抗日民运工作人员，带领会晤人民抗日军。后来在第四独立队战士带领下，在新加坡军港海峡对面侦察日本海军活动情况，将情报发回印度联军总部，联军飞机及潜艇据此击毁击伤数艘日本军舰。 有的一三六部队人员，由于得不到抗日军的帮助，更是一事无成。据1945年5月6日空降到霹雳与吉兰丹边界的华籍成员蒋伯钧等给联军东南亚总部的报告说：“由于领队的英人军官粗鲁、骄傲，与当地抗日分子和人民发生磨擦，引起公愤，多方干扰工作，且在敌人水陆封锁之下，更无法开展工作(未和人民抗日军联系上)，直至日本投降，还滞留在山中。”
美罗山区营地的一三六部队人员，经过多方拼凑修理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在1944年10月恢复了和联军总部的联系。根据1943年底马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代表与联军东南亚统帅部军事代表签订共同抗日协议(互助条约)，延至1 9 4
5年2月才获联军总部核准，从1
9 4 5年2月2 6日开始，空投联络人员，同年5月以后以美国远程轰炸机13
2 4及B2 9，自加尔各答起飞，逐次按电讯联络指定地点，问各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营地附近山林之间旷地空投武器＼军用物资＼医药及生活用品。一三六部队人员从此改由飞机空降至马来亚。 一三六部队从1
9 4 3年5月至1945年9月1日，乘坐潜艇登陆或乘远程轰炸机空降马来亚的总人数140余人，其中英、美、澳籍军官、军医90余人(包括21名校官)。另华人23批次，共49人(不包括林谋盛)，其中在霹雳7批次14人，柔佛南部3批次9人、柔佛北部1批次4人，森美兰5批次7人，雪兰莪3批次5人，吉打2批次6人，彭享2批次4人。此外，尚有十几批次只空投物资不投人。 联军东南亚总部明确指示，潜入马来亚的一三六部队，并无作战任务。因此，基本上都是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尽量隐蔽躲藏，遇到日军进攻时，都是在抗日军火力掩护下先行安全撤退o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一三六部队在马来亚敌后的两年三个月时间里，除了协助联军东南亚总部沟通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之间的联系外，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以及人民抗日军的情况)，用密码电报发回联军总部和重庆中国国民党“中统”情报机构。 人民抗日军对一三六部队人员的护卫照顾，普遍都是尽力而为，在柔佛、雪兰莪等地，都是派出武器配备较好、能征惯战的分队(排)来护卫一三六部队小组，美罗山区一三六部队驻马总部的抗日军护卫精锐战士，最多时达150多人。饮食的照顾，待为宾客。查普曼说：“我们有机会尝到中餐的各种美味，如海蛞蝓、鲨鱼翅、牛肉、猪肉、各种鱼、鸡、旦及蔬菜等。”布伦米也说：卫队每天搞椰子油炸糖薯粉糕饼给联军当餐，人民抗日军则吃小地瓜拌豆酱。实际上，抗日军在粮食供应紧张时，多是吃木薯或野菜。 联军东南亚总部，显然曾经发出过试图争取控制与指挥部分人民抗日军的指令。1945年4月18日，联军代表台维斯等和人民抗日军代表进行一次会议，重申1943年底的共同抗日协议，人民抗日军代表要求联军继续提供武器装备、医药用器和经费。联军代表则要求人民抗日军提供外围的军事、政治与经济情报，由联军指挥霹雳一带的人民抗日军部队。抗日军代表表示乐意提供外围情报，愿意积极合作配合反攻马来亚，但是无法同意将霹雳一带的人民抗日军部队交由联军指挥。驻“六独”的联军联络官伦纳少校，曾强迫而连突营地升英国旗也遭坚决反对。联军企图直接控制和指挥人民抗日军的图谋，终于未能实现。 日本投降后，一三六部队人员则留在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司令部和各中队担任“联络官”和翻译员，联络官实是监视官，密切监视人民抗日军的行动。不少联络官更是毫不掩饰其骄横无礼和轻蔑态度，引起抗日军战士的很大反感。陪同潜入敌后，担任翻译员、电讯员的华人，幸存者49人，其中大部分人员对人民抗日军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三数月后，一三六部队遂即取消，先后遣散，英军官大部分回国，部分参加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机构，成为镇压马来亚人民民主运动的帮凶。华人成员35人回归中国，9人因家庭关系留在马来亚。他们的感受归纳出一条：“为了配合联军反法西斯战争而投身异域探虎穴，固然神圣，可是实质上总不外是为英帝国主义收复马来亚，……为帝国主义重新奴役殖民地人民效命。”
(《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第421页)，这段话，可以反映出一三六部队华人成员的矛盾心情。 日军法西斯统治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南太平洋战争，至1942年2月15日，继马来半岛陷落以后，号称有金汤之固的新加坡也告沦陷，驻马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率众投降，马来亚的版图从此改变了颜色。 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以后，为了加强其军政控制，掠夺被占领地区的物质资源和劳力资源，实行以战养战，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对马来亚各族人民实施野蛮暴戾与穷凶极恶的统治，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从而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在腥风血雨中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殊死的战斗。 侵马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这里仅根据战时群众目睹以及战后见诸报章的不完全统计资料，简述如下。 （一）大检举、大屠杀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3天，由1942年2月18日至3月2日，首先从新加坡开始，进行大检证大屠杀。而后遍及全马各地。大检证的命令由山下奉文第二十五军大本营下达，由第二野战宪兵部执行，第五、第十八及近卫师团各派两个中队支援，先后分区强令居民集中检证，毫无甄别、毫无凭证、毫无审讯、不准声辩，随意检出无辜群众5万人，押赴海滨、市外集体刺杀、枪杀。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目的在于恫吓全马人民，使其俯首顺从日军残暴统治。在马来亚各州，也先后进行大检证、大逮捕、大屠杀。当时在新、马各地被杀的群众，加上因受残酷毒刑，凌辱虐待而死的受害者在15万人以上，英国维德上校在东京法庭指控日军在马来亚的暴行，所提被害人数也是15万人。加上因日车施政暴虐，造成饥病而死的各族人民超过50万人。 在马来半岛受害最惨的地区是柔佛州的巴株巴辖和文律—带，1942年2月20日开始，日军数次围捕屠杀无辜平民1300多人，男女老幼一律刺杀、烧杀或枪杀，婴孩被刺刀挑起抛进河港或火屋中。巴力士隆、张厝港由日军挑拨唆使受蒙骗的暴徒，杀害无辜华人数千人。2月13日，日军屠杀士乃、德茂村男女老幼900余人。麻坡屠杀300余人；振林山数次屠杀千余人。哥打丁宜2月23—25日屠杀3 100多人；十四碑先后4次屠杀500余人。3月20至30日在居銮前后屠杀2000多人。丰盛港屠杀400余人，新山东山屠杀百余人。每次屠杀，伴随强奸、烧屋、抢劫(也有其他民族败类乘机盗掠)。 其他各州，无一幸免。马六甲州3月21日大检证，群众被杀300余人，逮捕2000余人，其中被刑杀、冤杀和病死狱中数百人。亚沙汉被围屠198人，火锯厂工人被关进木屋中烧死156人。马捷区屠杀200余农民及其老幼家属；吉山被屠杀157人。热水湖被刺死50余人；野新区被围起枪杀27人。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在3月18日被数百日军包围，不分青红皂白，残杀1680人，全村侥幸逃脱及轻伤治愈者仅数十余人。马口、冷宜一带农村、胶园的群众被残杀一千多人。见农底打士屠村死者数百人。霹雳州美罗地区被集体屠杀数百人。宋溪埠被杀150余人。金保新路屠杀200余人。冷甲围屠后，关在屋内烧死儿童16人。弹丸小镇高乌、仁丹被枪杀37人。吉打州3月21日在双溪大年地区屠杀300余人。亚罗斯打等地也杀200余人。彭亨州文德甲、淡马鲁、直凉各地被检证屠杀数百人。较大城市槟城4月5日以后3次大检证，逮捕5000余人，超过半数当场被屠杀，在狱中被刑杀或病死干余人。吉隆坡及雪兰莪州各地被捕杀近千人。未找到文字记载的大屠杀事件很多，全马没有一块未染血腥的洁静土壤。 1942年2月13日，日军对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英国伤兵和医生员工4OO人，全部射杀或刺死，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凶残暴庚和惨无人道。 日本宪兵部和警备队随意滥捕无辜人民，三年八个月间长期持续不断。被捕人民，普遍遭受灌水、火烫、电刑、火棍、悬空吊打、鞭打、拔指甲、拔头发、拶指、摔打、狗咬、剥光妇女衣服烫阴部等等酷刑，致死致残人数何止三万人。桉城两个绰号杀人王的宪兵比赛砍头杀人，一个先砍满一百得‘优胜”，另一个也达9
0余人。 （二）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疯狂的经济掠夺
日本马来军政监部实施各种经济政策，从公开勒索讹诈到抢劫，敲髓吸血，不择手段。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半个月，军政部就于3月2日召开昭南岛华侨代表大会，强令全马华侨要交献5000万元“奉纳金”，作为抵罪赎命钱。这5000万元的“奉纳金”，由受日军控制的华侨协会负责征募，限于1942年6月20日缴交。当时全马华侨拥有财产300万元以上的，无不纷纷廉价变卖产业、财物，极力筹措，6月20日期满还是无法筹足，最后由各州和特别市华侨协会，以华侨产业为抵押联保，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款2200万元(一年为期，年利六厘)，方才如数凑足。接着又要华侨集款奉献飞机，续后，再命各州经营进出口贸易华商缴纳所谓巩固国防基金，勒索花招层出不穷。人民在经济上屡遭严重打击，元气大损，生活深陷困境o
紧随侵略军队的脚跟，日本南方开发金库和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在新加坡、槟域、吉隆坡、马六甲分别设立分行，支店网遍布各州，以控制各州金融流通。同时发出毫无储备基金的军用票(香蕉票)，和原有通货新加坡元等值，不久，叻币就在市面绝迹。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究竟发行了多少军用票，连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据1941年马来亚英政府货币委员会所公布的资料，当时马来亚通货共达21，900万元叻币。这二亿多元叻币(实为马来亚人民的血汗钱)全被日本军政府掠走，而取代叻币在市面流通的却是毫无预备基金的军用票(香蕉票)。战后有人统计，日本军政府在马来亚滥发军用票至少达70亿～80亿元，部分地区华人战后登记，沦陷期间其资财损失4.4亿叻币，全马人民在沦陷期间蒙受的经济和物资的损失就更加惨重了。 日本财阀以株式会社等的形式，对马来亚的工商业，实行垄断。这些株式会社或组合，均是日本财阀所操纵，他们的任务是在占领区实行经济掠夺和榨取的政策，可以任意“收买”民间的产业和商品，而民间的一切物资，均操纵在日本财阀手中，任由他们占用。马来亚丰富的锡矿和橡胶两大产业，也全由财阀集团属下的株式会社从事开采。各地华人锡矿、树胶园、油棕园、各种工厂、板厂、辗米厂、胶品制造厂、印刷厂等等产业，均遭强制低价收购。霹雳州华资锡矿在其威胁操纵下被掠夺达470家。随军南来的日本浪民投机商，互相仿效进行强抢豪夺。民族资本的工矿企业，绝大部分破产。全马344万英亩胶园，沦陷期间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状态。部分挖锡船的发动机，被拆去安装在机动帆船上，以维持近海航运。辗米厂的存谷，也被以市价五分之一的低价强制收购，单是吉打一地就有几十万担。无偿征用汽车千余辆。1945年棉纺织品等重要生活物资，被军警搜刮没收，仅新加坡一地225家布商损失就超过2000万元叻币。 日本浪民、投机商人，勾结各地日本军政实权人物，设立各种组合，垄断商业贸易，举凡米谷、粮油、烟、茶、蔬菜、水果、木材、水产、禽畜蛋类、五金、百货，等等，都成立组合，低价收购、然后高价出售，以此吮吸人民血汗，大发战争财。 1944年起日军在东南亚已丧失了制空和制海权，海上运输受到联军的严密封锁，马采亚物资供应非常短缺，加上日军各株式会社竟相抛出军用票抢购各类物资，结果造成物价暴涨，1942年6月间，各种工业原料价格平均较战前贵了十倍，到1942年底，增加至二十倍，及至1944年，市场物价平均已暴涨到一百倍以上。日本军政府更藉口“从事福利建设与吸收游资”，再三提高各项税率，至1945年，各种税率已分别增加至战前的一倍至四十倍。 （三）军事统治与血腥镇压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为了维持其法西斯政权以及“确保重要国防资源的急速取得”，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统治，设置军政监部作为其最高行政机关，由军方自任行政，一切行政实施的责任在于军队。日本统治者毫不讳言地宣称：其统治的首要任务是把握“物”“心”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用军事力量、军事行动来掠夺占领区的物资，要用军威来慑服民心。 马来军政监部最初设于昭南岛(即新加坡)，后来迁往霹雳州的太平市。其行政机构一改再改，目的无非是适应战局的需要，便于渔肉人民。各州政府机关，不仅部局一级官吏全属日本军人掌权，科(课)一级也非他们莫属，，当地民族只能担任科课的副职，只有执行权，没有决定权。如1943年昭南市5个部属下23个科长全部是日本人。日本南云舰队受到歼灭性打击以后，马来军政监部感到日益孤立，必须进一步利用当地人力物力，以稳住阵脚，苟延残喘。于是在昭南市及马来7州(吉打及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州的行政管理已移交泰国)，分别设立“谘询委员会”，撑起“民意机关”的幌子，以蒙骗各族人民。被圈定的112名议员，只讨论社会生活小问题，不敢过问政府施政。 日本军政府对人民实行严密的户口联保制度，每一户人家必须领有安居证，方被认为是合法良民，并强令人民参加自警团队，利用人民内部互相牵制、互相监视，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军政监部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家长，以及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不论居住在任何市镇或乡村，都是自警团成员，自警团十家联合组成一个联保班(班长即甲长)，每十班为一分区(分区长即为保长)，十分区为一区(设置区长若干人)，每一市镇、乡村都必须设立自警团岗哨，自警团员按区、分区及班的组织，昼夜轮流站岗。法令还规定自警团的职责是：维持“治安”，防范共党游击队，监视来往行人，登记前来投宿的陌生人等。自警团员若不尽职，就得追究责任。在自警团的严密监视下，城乡人民毫无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稍有不慎，往往招来杀身之祸。 日本宪兵队是执行军事统治的最残暴机构，就像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一样。宪兵队可以随时逮捕、审讯任何平民百姓，掌握着生杀的大权，他们所采用的酷刑逼供方法，更是举世无匹。根据缴获的的日本陆军训练手册，完全证实酷刑逼供是被日本政府正式批准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手段。 这本手册的名称是：《询问战争俘虏的方法》，手册指示日军通常使用的方法如下：
除此以外，宪兵队还常常别出心裁，创造种种酷刑。日治时期，凡是被日本军政府逮捕的平民百姓，无不经历过这种酷刑的逼供审问，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打断骨头，不少人当场就被活活打死。 日本宪兵部残酷迫害抗日志士和抗日群众的暴行，不胜故举，这里仅举出一、二事例，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的凶残罪迹。 吉打双溪牙兰抗日同盟会负责人郑翼秋(原名郑慈来)，不幸于1942年初被双溪大年日本宪兵部逮捕，日本宪兵为了从他的口中掏取抗日组织的机密，用尽了种种酷刑。他们牵来一条凶恶的军犬(狼狗)，扒在翼秋的背上，用跺脚作信号，指挥军犬行动。军犬在日军的指令下，张开血口，在翼秋的背上咬下一大块肌肉，顿时血流如注，惨不忍睹。然而翼秋仍是一声不吭，怒视着敌人。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见这一招不行，就进一步迫翼秋伸出舌头，用拳猛打他的下颚，使上下颚互相撞击，牙齿竟咬穿了舌头。十指痛连心，而舌头尖的痛楚比这还厉害!坚强的翼秋并没有被酷刑所屈服，但巳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伤口化脓溃烂，得不到医治，一个星期以后，在一个凄风苦雨的下午，便被拉出去枪杀了。 槟城码头工会主席李来晚，被捕时，日军见他年老，一束银须垂至胸膛，就从他的头顶淋下汽油，然后引火自须部燃烧起，被活活烧死在狱中。 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一桩桩，一件件，真是数也数不清!
（四）愚民政策与奴化教育
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华侨必须起而与大日本军协力，向大东亚共荣圈迈进。”日本统治马来亚的文化政策，就是以此梦呓为出发点。一是愚民政策：最初关闭所有的公立私立学校，1942年4月首先重开马来文和印文学校，指定以日语为主课，每晨师生都须向东遥拜，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日本国歌)。10月份才准许开放部分华文学校，课程与教师须经市、州长批准，华文只作辅助语文，战前全马华校1522间，学生137，328人。1943年1月，只开185间，学生24，078人。复课的马来学校占原有数的90.7
％，印校76.9％，而华校只有12％。禁止各族人民收藏可以收听本土以外电台的短波收音机，禁止华侨与中国家乡亲友通讯；禁止悬挂除太阳旗以外的任何旗帜，禁止谈论任何政治问题……
二是奴化政策：全面推行日本化，强迫学生和诱导成人学习日语，广播日本音乐，放映日本电影。纪年用“昭和”，时钟用东京时间。报刊全部归由军政监部新闻班所主办或者监办，马来文日报《马来新闻》，刊物《亚洲黎明》，印文《印度斯坦日报》，英文《昭南时报》，日文《昭南新闻》，华文《昭南日报》、《兴亚日报》、《彼南日报》全部如此，统一口径，掩饰日军和轴心国败绩，宣扬“皇军德政”，粉饰繁荣，满纸谎言。日本文化政策完全失败的基本原因，一是侵略者的语言与强盗语言同出一辙，受害者只有反感；二是经济的残酷掠夺与军事的血腥屠杀，抵消其一切自欺欺人的甜言蜜语。 （五）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战前马来亚本已不太繁荣的经济，在日本法西斯的强抢豪夺下，已经彻底崩溃，物资奇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为了维持战争的需要，日军占领马来亚以后，便即推行所谓“增产运动”，采取强迫手段，强迫人民种植米粮、以及蔬菜、蕃薯、木薯、芋头、花生、玉米等短期作物，聊以充饥，而将配给的米粮一减再减。1944年6月，日军为了强迫人民种粮，利用廉价劳力为其流血流汗，发起组织所谓“勤劳奉仕队”(其实是变相的拉夫)，对象是年轻力壮的男子，到日军指定的地点无偿劳动。 1944年底，日军政监部颁行《男子就业限制法令》，强迫侍从、店员、电话员工、洗衣工、娱乐场职工、小贩、厨师、裁缝等，年龄18—50岁，必须转业务农，否则将强制参加兵补、义勇军、特别警察或军队劳工。在柔佛兴楼开辟新昭南农村，全马各地也分散辟地种植杂粮蔬菜。虽然砍伐大量树胶园林，种植各种稻谷17万多英亩，但产量仅够种植者及其家属消费。全马粮食产量只有需求量的34％，每月尚须由泰国进口大米5万多吨。全马城市居民粮食配给，最初成人每月每人20斤大米(妇孺酌减)，后来减为8斤，乡村居民全不配给，只得靠喝稀粥、吃木薯度日。不少人因饥饿而死，大多数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上各种疾病，尤其因缺乏维生素而患脚气病和疥疮者特多。 日军的残暴，还表现在虐杀“死亡铁路”的劳工上面。1942年11月开工建筑连结仰光曼谷的250英里铁路，到1943年12月完成时，被强迫劳动的64，000名英澳战俘，因受虐待、毒打、残害、患病不治和枪决致死的达16，000人，幸存的战俘平均每人体重减轻70磅。被强征和诱骗筑路的马来亚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缅甸人有15万人，惨死的60，000余人。战后有人作了如下的统计：“这条‘死亡铁路’每一哩长的路轨，是用64名盟军战俘和240名民夫的性命换来的1”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由此可见一般。 护送坐潜艇来的陈春林（林谋盛）
陈平 戴维斯交给我——封密件，交代我上了潜水艇，证实对方的身份后，把密件交给这次行动的首领。他也交代我，把对方送来的信，拿回来交给他。当时依靠潜水艇传送信息是戴维斯和盟军东南亚司令部通讯的唯一管道。 在前往海边上船的地点途中，所看到的情况令我更确信我拒绝带布鲁姆同行是对的。从美罗到海岸线，沿路出现了许多路障检查站。看到这种危险的情况。我认为，无论用什麽办法，通过公路，顺著河道，或抄小路走芭场，都无法把欧洲人带回营地。不过，只要周详地计划，再靠一点运气，我有信心能把新来的华人特工安全地带回不兰丹。 我在预定的时间与船夫会面。中午时分，我们已离开霹雳河河口，朝公海约定的地点驶去。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在船尾甲板上挂一条红被单，这预定的讯号是要让潜水艇知道我们的身份。傍晚时份，我们发现，几百码外的海面出现—个潜望镜，环绕著我们移动。很快地，潜望镜又消失了。 我们在晚上8时接头。那是1943年11月2日。黑夜中，在朦胧月光下，我用望远镜看到百码内潜水艇的钢铁船身慢慢地从水下冒出来。我们的船有点摇晃。我只能看到潜水艇上放下一艘小船到海上的轮廓，接著有个人跳下小船，朝我们的方向划来。不久，小船上的人沿著绳梯爬上渔船。他是名水手。我们交换暗浯，我上了小船，他掉转船头，划回潜水艇处。 这是荷兰皇家海军的0-24号潜水艇，舰长是德维里斯海军少校(De
Vries RNLN)。在潜水艇上，我见到两位拟登陆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英国军官。他 们是芬纳上尉(Claude
Fenner)和哈里逊上尉(F．P．W．Harrison)。(哈里逊属于英军印度部队辜卡兵来福枪兵团。芬纳战前是在英殖民地当局的马来亚警察部队里服务。战后，芬纳重回马来亚，加入警察部队，最后擢升为总警长，被封为爵士。)
芬纳是这次行动的首长，在他表明身份后，我把戴维斯的信交给他。 他们介绍马来亚区特工陈春林给我认识。他也要与芬纳和哈里逊一起，由我带他们登陆。芬纳和哈里逊两人坚持要登陆，尽力说服我，解释他们登陆的必要性。我委 婉地拒绝他们的要求，向他们解释带领白人进入内地太过危险。 只带华人就没有那麽危险，因此我坚持我只能带领陈春林回营，这样此行才有成功的把握。芬纳和哈里逊没办法，只好接受我的解释。因此，当晚只有陈春林一人带害他的配备与我回到渔船上。看到他带来功能强大的无线电配备，英国陆军的B．MK Ⅱ型电报机，我心里高兴。 我们把电报机搬下船舱，船慢慢地开回霹雳河河口。船长开著船，沿著—条有许多小渔船的航线回程，这些渔船上都点著一盏煤油灯。在小睡数小时之前，陈春林和我坐在甲板上聊天。我怀疑我所护送的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结果获得了证实。陈春林热心地与我谈中国和蒋介石，盛赞重庆政府。有时，他的谈话变成了演讲。我静静地听。我的原则是绝不与这种人进行任何争沦。争沦是无用的。谈了好久，看来他放弃了要说服我的希望。从此，他不再与我谈沦政治课题。 隔天清早，我们的船回到霹雳河南岸，另一艘小船在那里等我们。小船转入不远的一条支流，抵达一个偏僻地点，那里有间渔夫的茅屋。我们不能住在仁特拉打园丘附近的乡村里，那里对我们是很危险。在接下来的24小时。我们藏身在这间茅屋。以便作好安排，让我们续程进入内地，到达比较安全的不兰丹营。 在仁特拉打，我又面对怎样处理电报机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电报机、这台电报机比前一台小得多，分成两部份装箱。尽管B．MK Ⅱ型电报机有这些优点，但要运送也是十分困难。用汽车运载，沿路上日本人设立很多检查站，可能会被他们查获。为了不冒这个风险，我们安排仁特拉打地区的支持者为我们收藏电报机。我打算另找更可靠的办法，把珍贵的电报机运到不兰丹。 隔天早上，我们在预约的地点与无执照出租车司机会面，然后开始回内地的行程。我选择最直接的路线，不过却要避开所有主要市镇。启程前，我先告诉陈春林，我们可能会遇到麻烦，可能会遇到敌军驻守的路障检查站。如果遇刊日本人检查，我要陈春林不讲话，只是对著日本人笑，一切让我与日本人谈。这个时候，我已学会了几句有用的日本话。我的同行伙伴对日语一窍不通，我们很幸运，只遇到一个检查站，顺利通过。我们在美罗郊外铁道越过公路处下车，在西海岸平原上，骑脚踏车前进。到了中央山脉山脚，我们走两小时的山路，才抵达营地。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运送电报机 建立无线电联系
陈平 搬运电报机的计划受阻 在仁特拉打，我又面对怎样处理电报机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电报机、这台电报机比前一台小得多，分成两部份装箱。尽管B．MK Ⅱ型电报机有这些优点，但要运送也是十分困难。用汽车运载，沿路上日本人设立很多检查站，可能会被他们查获。为了不冒这个风险，我们安排仁特拉打地区的支持者为我们收藏电报机。我打算另找更可靠的办法，把珍贵的电报机运到不兰丹。 回到不兰丹营，我过于草率地许诺我会很快地把电报机运到营地。本来我能遵守诺言，但是在我和陈春林离开仁特拉打后，当地一名马共党员遭日本宪兵逮捕。整个搬运电报机的计划受阻，那个地区的交通线不能再使用。我们被迫放弃使用森林里的山路和园丘里的小路。我几乎花费一年的时间，才实现诺言，把电报机运回来。 电报机问题引起我与戴维斯之间产生摩擦。每一次我来到营地，他就迫问这事情有何进展。我看出他十分沮丧。他会问我：“如果像你所说那样，那里有你的人，那麽你一定可以要他们帮忙。”似乎以这种语气羞辱我就能使这件事容易办。我已尽我所能处理，我这样告诉他。我发觉他不相信我，并怀疑我会认为不让这批英国人与盟军总部建立联系更好。当然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越早建立起无线电联系，我们的游击队就越早能获得他们答应给我们的供应品，我们就能越早展开工作，争取实现我们的短期和长期的目标。 日本人在接获有人从潜水艇登陆的消息后，加紧突袭搜捕行动，展开逐户搜查。受我所托，替我收藏第二台电报机的党支持者十分害怕，不敢继续把一大箱东西收藏在他的木屋里。为遵守对我们的承诺，乡民秘密地把电报机藏在沼泽地带附近。 仅是策划把电报机运回不兰丹就花去几个月时间。我们不能暴露所运送的物品，最后，我们把机器拆散，主要的部件由脚踏车运送。这是件危险的工作，丝毫不能出 差错。一支日军巡逻队或一个公路检查站，都会让我们的任务失败。我们的搬运人员必须作无数次的绕道，穿过树胶园和森林。他们经常必须把物件和脚踏车抬在头上，涉水走过沼泽地。 发电机不能操作 搬运人员终于把电报机送到不兰丹营，然而我们又发现主要的机件已被水渗透；整台电报机的电线必须重新装置。幸亏营内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懂得修理，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国民党支持者，曾在加尔各答接受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训练。接著我们又发现发电机不能操作。我负责去找一个二手的旧发电机来换。我送到营地的第一个旧发电机不知何故不能用。我找到的第二个发电机就行了。电报操作员开始要与科伦坡取得联系。不过现在他们又发现蓄电池坏了，必须更换。我有办法找到一个来换吗?任何汽车的旧电池都可以。提出这个要求很简单。不过要带个汽车电池悄悄地走过森林是十分容易引人怀疑的。这段期间，大家都十分苦恼。 六度派出潜水艇来 数年后我才知道，原来盟军在陈春林登陆过后，六度派出潜水艇到霹雳州海岸外，企图再送人登陆。除了一次达到派两名特工“盲目”登陆之外，其余几次全告失败。在执行最后—次登陆任务时，特工遭到日军巡逻艇猛烈炮火攻击。返回科伦坡后，马来亚区特工组就放弃再派特工乘潜水艇至马来亚西海岸脊陆的计划。 依靠潜水艇保持零星通讯之办法行不通之后，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与戴维斯之间，只剩下以无线电进行通讯这个办法。他们设法于预定的时间，与戴维斯这批人取得无线电联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都毫无结果后，马来亚区特工组只能假定戴维斯和他的特工队员已被敌人消灭。他们本来有特别安排人员监听来自戴维斯的无线电讯号，最后他们只好放弃这项代号“盖世大务”(GUSTAVUS)的行动。 无线电联系无意间接通 无线电联系终于在1945年2月1日接上了。从B．MKⅡ型电报机搬到仁特拉打算起，已有14个月之久。他们告诉我，无线电联系是无意间接通的在科伦坡，一位受训的女电报操作员漫不经心地收听一些未使用的特工电报频率，她突然收听到微弱的讯号。她无法确定讯号的来源，便请求教导员帮她辨认是准发出的讯号，几分钟后，各自身份获得确证，双方建立了联系。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林谋盛被自己人出卖
陈平 林谋盛发展国民党的情报组织 在无线电通讯无法接上的那段日子里，这批英国人的处境不仅是困难，他们简直是痛苦万分。戴维斯和他的人员必须尽力设法保持土气不要低落。查普曼的性格孤独，无法闲著无事，经常独自一人到森林里乱闯，与其他马共游击队接触。他到中央山脉四处找寻森林里的原住民，设法熟悉霹雳州大森林的地理环境。这期间我到不兰丹营时，发觉戴维斯十分重视发展国民党的情报组织。我知道他们在人口稠密地区建立地下小组，发展到北面的怡保。他们依靠由潜水艇送来的华人特工，以及在当地吸收的特工展开工作。陈春林成为这项活动的重要人物。 地下组织日益扩大，戴维斯和他的欧籍队友担心不兰丹营的安全。他们觉得不兰丹营太靠近美罗，而日军正加紧于美罗地区展开巡逻。此外，他们也担心这个营寨没有大树林掩护遮蔽，飞机在空中可侦察到。有一次查普曼到大森林里跑动，回来后宣称，找到一个更安全的地点，位于白礁山
(Batu Puteh) 的山坡下。 从不兰丹可望到白礁山，这里的地势比第一个营略高，靠近原住民忖，不远处是双溪阿依布索(Ayer
Busok River)和双溪渥(Who
River)的交接处。1944年2月底，不兰丹营里的人搬到东北面的新住所，走山路要两天的路程。然后，他们又再像往常那样忙著发展国民党的地下组织。 以我所知，国民党特工活动的最大成就是特工阿吴在怡保开—家米店，作为他们活动的前哨站。阿吴在颇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供应市内日本官员米粮的合约。阿吴是福建人，身材中等。毫无疑问，阿吴为戴维斯取得—些可贵的情报。问题是戴维斯失去了无线电联系，无法使用这些情报。 怡保及其周围地区有我们强大的基层组织。他们传给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组织内毫无纪律。我们认为，戴维斯安置在怡保及其周围的特工很快就会暴露身份。我们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爱克成了我的助手 这个时候，我十分忙。我一方面要负起霹雳州党书记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作为与英国人和国民党人沟通的联络员，我还要负责不兰丹的保安十作。此外，我尽量设法满足英国人提出的要求。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无法应付。我派人去通知莱特说我无法有效地扮演所有的角色。我建议党派一个人来当我的助手，分担我的党务。莱特同意，他从雪兰莪州调派一个人来霹雳州协助我。我的助手是爱克，我听过他的名字，但未见过他。他比我大了约十岁。他从中国南来马来亚，在锡矿场充当书记。爱克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负责工运的工作。他于1940年被调到雪兰莪州，担任州委。 我与新来的助手讨论如何分配工作。除了英国人从山区通至海岸的供应线之外，我把大部份地区的活动直接交给他领导。华都牙也、怡保、和丰和北霹雳这些地区的活动交由新人负责。我保留领导南霹雳地区，包括美罗、丹绒马林、安顺和实兆远。多年后回想起来，我要求派人来减轻我的党务，但又保留充当盟军特工联络员的责任，显示我重视与英国人的合作。我认为，我们应扩大与英国人的合作，这是现实的需要。 他们的纪律出现问题 国民党以新营寨作为总部，开展他们的情报组织活动。正如我们所料，他们的纪律出现问题，并开始恶化。1944年3月，问题严重化了。我还记得当时潜水艇送来的国民党特工有六人，当初都是住在营寨内。我记得他们是阿韩、阿英、阿清、阿龙、阿全，以及他们当中最杰出的阿吴。 阿吴一面搞地下工作，—面从事批发米粮的生意。闲暇时，他经常光顾怡保的舞厅。在舞厅里，他认识了一名职业舞女，后来竟把她带回来，一起住在怡保他所租的屋子里。国民党特工的行为准则是不准带外人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尤其是带女人进来。阿吴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情报组织的条例。在外面，你可做任何你喜欢的事，但你不准把外面的生活带进家里来。组织就在你的家里。 国民党的其他特工劝他，他不听。没办法，他们只好向陈春林(林谋盛)报告，要求他离营，出来解决问题。陈春林到不兰丹营已四个月，还未曾离开营寨。他终于离开营地，要去找阿吴谈。他与新加坡富裕华人上流社会有联系。英国人又交代他执行另一项任务。戴维斯要求陈春林联络新加坡富裕华人上流社会，为国民党情报组织和马共警卫部队，筹募迫切需要的基金。 莱特绝无可能出卖林谋盛 林谋盛就是我所认识的陈春林。我读过不少臆测性的报导，大事渲染林谋盛的遭遇。我认为，这些报导大部份出于本身愿望而写，希望突显国民党人在战争时期的英勇故事。有人声称，莱特在42年12月的不兰丹会议期间，知道林谋盛的真实身份，于是向日本宪兵告密。据我所知，这些猜测毫无根据，因为当时是由我单独一 人护送使用化名的林谋盛到不兰丹营，我也参加所有的谈判，莱特在营寨期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自己也是在战争结束时才知道林谋盛的真正身份。即使当时知 道了，我也不认为这是重要的消息，需要转告其他人。因此，莱特绝无可能通知日本宪兵，出卖林谋盛。 真相是林谋盛是被自己的人出卖了。他离开营地，到怡保阿吴的住处，以阿吴的叔叔身份，住在楼上。后来，阿吴出门去，留下一张字条，告诉林谋盛他要去新加坡做生意。不久， 日本宪兵逮捕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另一单位的两名特工。戴维斯在不兰丹营接获消息后便要求我协助。他要求我派人去通知林谋盛有人被捕的事，以免他遇到危险，并促他立即返回营寨。但在我答应他的请求之前，先前被捕的一名国民党人特工成功逃脱，回营向戴维斯报告林谋盛已被捕了。 阿吴出卖了整个国民党地下组织 我相信阿吴出卖了整个国民党地下组织。对整个事件，戴维斯闭口不谈，完全不告诉我。事发后，我起初以为是林谋盛造成国民党组织的瓦解，因为在他被捕数周后， 日本人便进攻我们的新营寨。当然，在我了解到其他详情后，我知道当初的看法完全错误，并加以纠正。 日本人攻营时，戴维斯、布鲁姆和查普曼都不在营内。营寨是由纽西兰人奎勒(Quayle)负责。日本人掌握了新营寨地点的准确情报，迅速展开攻营部署，进驻各重要据点。那天早上，我们派一支游击队到邻近乡村去搬运粮食。途中他们发现日军已据守各据点，准备攻营。双方爆发枪战。我们的部队撤退，并通知我们日本人要进攻营寨。我们决定立即疏散。在收拾物件，快速离开的忙乱中，奎勒忘了拿走重要的无线电密码簿和其他机密文件。日本人在我们离去几分钟后，包围和占领了已空无一人的营寨。双方没有发生战斗，没有人伤亡，只是奎勒丢失了重要的文件。我们找到新地点，建立第三个营寨。这里地处2千500英尺高的特隆河(Telom)上游，在一条山脊上，远离白礁山。营地经常云雾缭绕，雨水特多，因此水源充足。 林谋盛和一些国民党特工遭扣留，正受盘问和虐待。其他的国民党特工的身份已暴露， 日本宪兵已有记录，他们无可奈何。以特工活动而言，他们已不能有所作为了。别无其他办法，他们只有静静地住在第三个营寨内。他们的个人安全和其他所有事情都要依赖我们。他们也停止对我们展开宣传。 国民党特工活动从此结束 对营内欧洲人部队而言，国民党特工活动从此结束。14个月来辛辛苦苦地策，冒著极大的风险，调动安排，秘密耕耘，只因纪律不严，—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和精力。隔夜之间，情况突变，现在英国人想要展开任何活动， 只有依赖我们的游击队。他们问我能否以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给戴维斯的委任状作抵押，向富有的华人借大笔款项。他们需要钱来展开他们的活动。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计划。但我也可怜戴维斯。他和他的伙伴士气低落，有任何机会都想抓住，作最后的挣扎。我说，我会处理这件事，事实上，我不想去做。 十分感激游击队收容我们 现在戴维斯部队参与反日战争只剩下这份1943年12月的协议。然而没有接到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实际上，这纸协议毫无作为。他们只有在与科伦坡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之后，才能收到盟军司令部的命令。这方面，我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 后来，查普曼写道:
“我们十分感激游击队在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刻仍然收容我们。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与陈平这位杰出人物，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任何时候，他们都不让我们觉得我们对他们是一项负担，他们尽可能协助我们。”
关于“国民党土匪”
陈平 我们与英国人相处在一起比较容易，但与国民党人相处绝不简单。与国民党人交往，我必须持有两种不同的心态。我们与国民党特工同住营寨内。然而在外面，我们正与一群宣称他们是支持国民党的土匪展开激烈战斗。这些土匪散布在彭亨、吉兰丹、霹雳和柔佛州各地。在靠近金马仑高原的吉兰丹南部地区，有—支三百人的土匪在活动，他们的营寨设在大森林里。这批匪党直接威胁到我们对金马仑区的控制权，我们必须驱逐他们。 这地区有国民党土匪，还有一批长久定居在吉兰丹州的华人，他们与其他地区的华人有所不同，他们的祖先于200年前，就是满洲人占领中国时，从中国来到马来亚。起初，当地的苏丹允许他们住在吉兰丹河口地区。后来苏丹又同意让他们移居内地从事农耕。由于男多女少，移居到那里的华人、便与当地原住民妇女通婚。一代代传下去，那里的华人肤色较黑，不过仍然保存他们的语言，主要是客话。他们被称为海客家仔。随著时日的演变，政府逐渐管不了他们，只要他们象征性地向政府缴租和纳税。他们便一直生活在边缘化的环境中。 这些人居住的地方是我们设立永久根据地的理想地方。我们在那里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也经常能获得粮食供应。可惜，土匪已渗透这个地区。土匪是在后期才从中国南方到来。他们在中国结党打家劫舍，最后政府展开围剿，他们被迫离开中国。到了马来亚，这些土匪替英殖民地当局和华族商人打工。他们在锡矿场和园丘里充当合约劳工。由于他们已习惯于中国那里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住在乡下，尤其是大森林的边缘处。他们保留他们的方言，同时逐渐地散布到半岛各地。在霹雳、彭亨、吉兰丹和北柔佛，都有这类人聚居的小村落。在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法治一般良好，他们也就奉公守法，不敢为非作歹。 日本入侵后，局势改变，治安恶化。这些前土匪故态复萌，又再干起犯罪勾当。他们走出森林，搜寻武器。有了武装后，他们就打家劫舍，胡作非为。马共主动与他们接触，希望与他们结盟。我们的队伍比匪徒强大，政治上组织良好。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头脑根本不考虑原则。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势力强大，有办法要他们守纪律。他们同意我们派政治指导员到他们的部队里，作为交换，我们供应他们资金和粮食。这些工作全是由州委执行。 土匪逐渐地不听从我们的指挥，也不听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的教导。这些人大多数是中年人，鸦片烟瘾很大。他们把钱乱花在毒品和女人身上。当钱花光了，他们就抢、劫、奸、杀，胡作非为。起初，他们企图隐瞒，不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罪行。我们发觉后，公开批评他们，处罚他们。他们逃进深山营地。 时间久了，各个小匪帮结合组成更大的队伍。例如在霹雳州，他们合并成立一支大队，迁移到暹罗边界的宜力一带活动。那里是一个马来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他们加以利用，在宜力那一带活动，造成极大破坏。 可以理解，当地的马来居民不喜欢这批外客，便向日本当局通报。土匪不甘心，展开报复，洗劫多个马来乡村，杀死了约400名村民，包括妇女和婴儿。此外他们还绑架不少妇女，带回森林营寨。暴行令人发指。日本人嫁祸共产党人，宣称是“三星军队”杀人和干下暴行。我们立即发文告否认是我们所为，并指出真凶。 土匪对中国怀有狭窄的民族主义情结，因此他们不喜欢我们。当我们向他们灌输政治思想时，他们会说：
“你们是中国人，但是除了孙中山之外，你们的店和住家挂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我们只尊敬国父孙中山。我们不要大胡子和光头的外国人。”
为了粉饰他们的犯罪行为，土匪公开宣称他们效忠国民党，突显他们的政治形象，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受人尊敬。因此，我们称他们是“国民党土匪”。当然，我们认为林谋盛和他的队友完全是另一类人。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吡叻河南段马来甘榜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阿都拉CD 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传统 吡叻河南段地区的马来甘榜有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传统。英国殖民主义者根据“邦咯条约”把英国官员伯奇任命为吡叻州的第一任驻扎官，伯奇走马上任之后就横蛮地推行英国殖民主义的命令，实施征税法令，向农民征收地税，这使群众更加义愤填膺。吡叻河沿岸的农民在拿督玛哈拉惹•勒拉和拿督•沙戈尔的领导下起来反抗，他们的反抗得到阿都拉苏丹的支持。 为了保卫土地和维持正义，巴西沙叻的人民在1875年11月一致奋起举行起义，杀死伯奇，一场迅速发展到吡叻河沿岸各地的吡叻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虽然吡叻战争结果是失败了，但是吡叻河广大农民反抗侵略、反对压迫剥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931年当地农民又一次起来反对英帝国主义。 在日本法西斯占领时期，拿督玛哈拉惹•勒拉、拿督•沙戈尔及其他农民战士的故乡——吡叻河南段地区的马来甘榜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坚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对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吡叻河南段地区马来甘榜概况 在抗日时期吡叻河南段地区有居民六万多人，百分之九十是马来人(其中大多数是马来农民)，其余是华人。 整个地区有十个小市镇，即左拉央、右拉央、左波打、右波打、直落巴贡、左南摩、右南摩、直落沙雷、蒲劳蒂咖和甘榜牙惹。 在巴力县的右波打和安顺县(即现在的因丹县）的甘榜牙也各有一所警察局，分别驻有一个班的警察。 吡叻河南段的马来甘榜分属六个乡，即拉央乡、波打乡、南摩乡、蒲劳蒂咖乡、甘榜牙也乡和巴西沙叻乡。前三个乡属于巴力县，后三个乡属于安顺县。 每个乡都设有公署来管理行政事务，乡长就是彭古鲁，各村设有村长，同时每个乡都设有副宗教法官办公室，管理宗教和风俗习惯等事务。 河道就是交通运输线，每天都有汽艇来往，河的两岸都有可以行走自行车的黄泥路。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农民受到外来的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剥削，在日寇占领时期，还受到土匪强盗的残酷掠夺。尽管长期以来农民们盼望英帝国主义或以后的日本侵略者帮助他们铲除或驱逐那些土匪强盗，但总是落得一场空，最后只有在马来亚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军来到那里之后，在短短的时间里才粉碎了那批土匪强盗。 群众的迫切要求 能不能在吡叻河南段马来甘榜开展抗日战争?能不能把这些甘榜建设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不仅要看马来亚共产党是否能派遣干部去联系、发动、组织那里的农民，而且也看马来亚共产觉是否能解决当时群众的迫切要求。 什么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呢?他们的要求就是解除或者减少日寇和土匪强盗这两座大山对他们的沉重压迫。 在日本法西斯取代了英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统治之后，树胶卖不出去，小胶园的作业停顿起来，大部分胶农没有生活出路，群众生活非常痛苦，这一切日寇都不管，而且还不断进行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例如强抓青壮年当兵、当苦工，或遣送他们到缅甸的森林里修建死亡铁路，结果造成甘榜里从事生产的劳动力锐减。同时日寇还不断强迫农民缴纳稻谷作军粮，结果使农民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而且日寇还强迫群众缴纳各种苛捐杂税。 日本法西斯给群众带来的灾难、已经很深重了，可是土匪强盗所造成的灾难也不比日本法西斯的暴行稍微轻一些，因为土匪强盗的暴虐和打家劫舍是日常进行的，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暴行比日本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吡叻河沿岸从南段的安顺到北段的宜力有三股武装强盗，仅仅在吡叻河南段地区就有近百人，他们天天都用暴力强迫群众出钱出捐送粮食，抢劫有钱的人家，强奸妇女，同时还使赌博、饮酒、抽鸦片盛行起来，这一切都使农民遭受的灾难日益深重。 上面这些都是群众向马共提出要求解决的重大课题，而共产党当时却面对着严重的困难，由于没有马来干部，而华族干部除了对马来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特殊性不够了解之外，又不大懂马来语。 摆事实 讲道理 让群众逐渐了解我们 为了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马共派出一批同志去联系和组织那里的马来农民。但要在那个地区开展工作和立定脚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方面由于被派去的干部都是华族同志，他们对马来农民的问题和要求都不够了解；另一方面是日本法西斯已经挑动群众仇恨共产党，它建立了自警团，宣传所谓共产党人很坏和恶毒，而土匪强盗又盗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干各种罪恶勾当，他们还自称是第五独立队的老大哥“第四独立队”，这就搞得群众更加困惑不解(第五独立队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活动在吡叻州的部队)。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所以当马共的民运同志去到的时候，大书分群众都采取冷淡的态度。这种态度还算是好的，因为群众并不仇视民运同志，使同志有机会和群众接近，向他们摆事实，说道理，宣传革命的真理。 群众对马共的民运人员的出现所以采取那样的态度，还有另—个原因。日寇说自己是好人，但实际上却使人民更加苦。强盗也说自己是好人，但他们所干的坏事却比魔鬼还更残忍。现在来的共产党也说要做好事，要帮助人民，他们相信今后还会有人来找他们，也将说类似的话，同时他们也相信在那些人之中，必定有一些是好的，是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当时群众对我们采取的态度。 清除土匪 镇压反动势力 共产党抗日军影响迅速扩大 共产党在这些地区逐渐地立定脚跟，工作也有所发展。当时我们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采取怎样的策略来粉碎农村里的反动势力，而他们有一部分的靠山是土匪强盗，另一部分的靠山是日本法西斯。共产党决定首先粉碎土匪的武装力量，然后才进攻日本法西斯的武装力量。大策略上我们是用各种办法，包括用武装力量来进攻和粉碎强盗的力量；同时也采取和他们谈判的办法。结果我们用谈判的办法同吡叻河南段地区的一股约六十人的强盗达成了协议。他们不同意解散他们的武装队伍，但答应在共产党供应他们的一切生活费用(衣食和装备等)的条件下停止对人民的劫掠及其他暴行，要满足他们的过份的生活要求确实是很沉重的负担，但是为了使人民的人身安全、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我们认为实行这种办法也是有好处的。但不久之后这股土匪破坏协议，又危害人民的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抗日军不得已用武力解决他们，歼灭了他们的绝大部分，其余的逃到别地去了。 在解决了这批土匪强盗之后，群众对马共更加信任了，而控着自警团的反动集团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日益收敛。为了粉碎集中在当地的日本武装力量，为了粉碎反动集团的势力并鼓舞群众，共产党调动人民抗日军连续进攻右波打和甘榜牙也的警察局，把这两所警察局的建筑物全部烧毁，同时我们也消灭了蒲劳蒂咖一个恶贯满盈的日寇的走狗赛依德•沙本。共产党和抗日军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把反动势力压倒，同时日寇建立的自警团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过来。 共产党取得成绩和胜利的同时，党的影响也迅速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但党还没有把一切旧的行政机构取消，而仍然允许县署的公务员和群众联系，也不禁止公务员收税(只是规劝不要向穷苦的没有能力缴税的人收税)。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缴税的人，共产党也给予保障，使他们的财产不致被没收或被拍卖。 对于我们在群众关系上的妥善处理，当地政府部门的许多公务员都感到宽慰，有些心肠好的公务员还把他们的职务交给民运同志，甚至他们的办公室也交给民运同志管理，他们只是按月去一次县署办公室领取薪金或参加会议。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民抗日同盟会的组织非常迅速普遍地在群众中发展起来。 人民抗日同盟会影响扩大 执行人民政权职能 人民抗日同盟会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成员都是以农民、工人为核心的各阶层人士，它负责照顾人民的安宁和安全，安排人民的经济生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等。 随着人民抗日同盟会的巩固和它的影响的扩大，共产党在乡村地区逐步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执行人民政权的职能，并逐步在乡村地区设立人民法庭。群众非常拥护人民法庭，这是因为他们破天荒的第一次亨受到民主权利，他们的呼声受到尊重。 日本法西斯建立的自警团已被共产党改造成为民兵的性质，它是在人民抗日同盟会直接领导下的唯一有影响力的执行机构。这样，人民法庭、人民政府职能的完整性就得到保障，并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要怎样解决当地正在深受苦难的群众生活呢?这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共产党通过人民抗日同盟会采取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减少人民的负担，抗缴苛捐杂税，包括地税和日寇强迫农民缴交的稻谷。共产党就这个问题发出了指示，例如关于捐、税问题，党的指示说只有那些有能力缴纳的人才向政府交税，没有能力缴纳的人可以不缴，不允许任何人逮捕不向日本法西斯缴税的群众或拍卖他们的财物。党也领导群众抗交稻谷 同时在日寇囤积有谷子的仓库，人民抗日军就前去开仓济民，把谷子分给群众。 动员群众开荒种地 进行生产 为了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共产党通过人民抗日同盟会动员群众开荒种地，大力进行生产。土地不用向日本政府申请，只要得到人民抗日同盟会的允许就可以开芭。共产党也领导人民抗日同盟会组织互助队来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这使当时人民群众遭到的各种困难基本上都得到解决。 在农作物获得丰收的时候，人民抗日同盟会就号召商人、小店主同农民公平交易，不要进行过份的剥削，而且还要帮助农民，使他们的农产品找到好的市场。 推动福利和教育工作 在这些有效措施的鼓舞下，人民抗日同盟会又进一步推动福利工作和教育工作，引导群众在村里修桥造路，修建学校、清真寺、小教堂，修整公墓等，人民抗日同盟会也鼓励儿童上学校读书，帮助父老解决困难，鼓励群众到清真寺或小教堂做集体礼拜。全部甘榜、学校、清真寺、小市镇、商店等都显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做好统战工作 深得群众拥护 虽然取得了成绩，但并不是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在乡村社会的群众中，特别是上层分子中，还存在着不少的担忧和疑虑。他们怀疑，这样的人民政权能够维持多久呢?他们也怀疑，在面对日本法西斯疯狂进攻的时候，共产党和抗日军能顶得住吗?群众特别是上层分子感到担忧，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宣传教育、通过群众的斗争锻炼和工作实践来加以解决。同时共产党也要想出有效的策略和办法来缓和我们和敌人的尖锐矛盾，特别是对公务员、行政官员和有利害关系的阶层等的矛盾。 为了争取环境的相对稳定，共产党一方面并不废除甘榜地区的日本政权机关，不废除政府规定的赋税，也不完全废除它们的剥削，而只是要求减轻这种剥削并停止对贫苦群众的倒行逆施；另一方面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个阶层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争取他们参加人民抗日同盟会。共产党采取的这一切措施深得群众的拥护。群众更加相信巩固的人民抗日同盟会将会创造出一个幸福的明天。 培养群众积极分子做骨干 马共的影响迅速地扩大，到处都有群众要求得到民运同志的领导，但是，党派不出很多人员到一个那么辽阔的游击根据地，工作人手缺乏已经成为当时一个尖锐的问题。例如，只是南摩乡的人口就有八千人左右，•党只能派出三位同志去那里做民运工作。这样，培养群众干部和教育积极分子，使他们做群众运动的骨干，已经成为当时我们工作上的一个重点。 共产党培养和教育的那些群众干部和积极分子，大部分是人民抗日同盟会干事会的成员和抗日后备队的队员(抗日后备队是乡村地区的民兵组织)。他们大多数都是模范、忠诚老实、积极、勇敢、有责任感，因此他们进步得很快，工作成绩很好，在群众中有威信。他们的阶级成份大部分是普通农民，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农村学生，百分之六十是乡村青年，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后来就成为光荣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 共产党也非常关心上学的少年儿童的教育和锻炼，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他们之中年纪较大的参加放哨的工作，参加群众大会，在人民法庭开庭的时候也参加讨论。有一些地方建立了少年儿童宣传队，他们在队里学唱歌、学跳舞、学演戏，在群众集会上或在喜庆节日的时候，少年儿童宣传队就表演唱歌和演戏。这样，各个农村的男女老少都有参加革命工作。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女同志做民运，妇女界的工作有些落在其他工作的后面，后来党也派女同志去工作了，由于传统的社会的各种原因，当时发动妇女的工作碰到较多困难。 抗日后备队和人民法庭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人民抗日同盟会之外，抗日后备队和人民法庭也对推进抗日运动和维护农村安宁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把日本人建立的自警团改造为抗日后备队，以后又再做一些改造和改进工作，使它真正能够为革命服务，保卫人民的利益。抗日后备队负责守卫甘榜，使它不受捣乱者、强盗、小偷的侵扰，更加重要的是监视和逮捕潜入甘榜的日本特务。抗日后备队主要是站岗放哨，由于每个人都认识到放哨的重要性，所以几乎全部男女和青少年都自动自觉地参加日日夜夜的放哨工作。 有一次，一个充当日本奸细的华人青年从巴力市场出发要到二十英里外的南摩。但 是当他离开巴力五英里到达拉央的时候，有几个青年已经个别地询问了他此行的目的，发现他的回答很值得怀疑。虽然他是骑自行车的，可是，这几个青年早已先把关于他的情报通知在南摩地区的民运组，所以他一到达南摩，当地民运同志马上就把他捉住。还有一次是在安顺，日寇派遣八个女奸细到我们组织的地盘来，伪称要找工作，但是才过了几天就全部被抗日后备队破获。从已经发生的几次事件中，群众更加认识到做好放哨工作的重要性。 关于人民法庭，初期它还没有法庭的组织形式，只是在民运同志到来时在当地召开抗日同盟会干事会议或群众大会解决问题，提出来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包括群众本身的争吵，触犯抗日后备队的条例，违反抗日同盟会纪律等问题。 后来法庭发展得更加有系统了。在开庭的时候，审判员请群众干事宣读全部法庭负责审理的案件，秘书则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审判员逐项向有关当事人提出审问，请他们解释或提出理由。在有关者作了充分的说明之后，审判员就向参加的群众征求意见。接着审判员就把刚才大家提出的意见综合起来，并根据这些意见来判断案情。在审判员宣布判决之后又再请群众表示意见，群众都以举手赞成或反对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按照大多数群众的意见通过审判员的判决。如果是判处罚款的话，钱要交给谁呢?这也得征求大家的意见，通常这些罚款都是交出来作为公众福利金，作为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办理白事的费用。 这样的人民法庭有很大的影响，它非常公正，它的意见得到群众尊重，深受群众拥护，使有关的双方都满意。有一次在南摩的一个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案件，其中有一件幽默有趣的事情。当选的主持人(审判员)刚巧是一位华族民运同志，要审理的案件里面有一宗是触犯清真寺条例的案件，就是一位哈吉伯连续三次没有参加星期五的集体祈祷。这位哈吉伯感到很难为情，他在法庭上说，如果是英国人或日本人审讯的话，我决不会出庭，但这是人民团体主持的，所以我心悦诚服地认罪并准备接受任何判决。群众建议罚他五块钱并在三个星期五为清真寺挑水。从此群众都纷纷称赞马共民运同志非常公正，不仅关心群众的安全和生活，而且还关心群众的礼拜仪式。 坏人干了坏事都逃不脱法网，因此他们也很害怕人民法庭。后备队和人民法庭这两个组织都对维护人民的利益、执行乡村人民政权的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运同志密切联系群众 民运同志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因此，虽然他们的理论水平低，在理论上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可是他们在实践中还能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例如把绝大多数居民团结起来，争取那些可能争取的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等。 不论是企业主、店主还是公务员或士兵、警察，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我们极力争取他们支持革命或至少不同革命对立。同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是由于爱国心也促使他们要同共产党和抗日军建立联系，尤其是当地的全部乡村地区都控制在共产党和抗日军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起初是通过自己的家属和我们联系，后来就逐渐和我们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且还有些士兵和警察逃回原来的甘榜把武器交给我们。 有一次，一批官员和巴力县代理县长因公来到南摩乡，刚巧这一天是星期五，当地的习惯总是在这一天的集体祈祷之后就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地点是在清真附近的一所学校。这些官员由群众陪同来到会场，他们一到会场就大吃一惊，因为群众告诉他们说要等待马共代表的到来。再过一会儿有两个武装同志来到会场，群众向他们介绍这就是马共的代表。更使他们吃惊的是群众所说的马共代表原来是经常来政府办公室的人，也是他们的朋友，这样他们就转忧为喜了。这些官员在大会上讲话，各人都表示自己的态度，一定要支持共产党和抗日军，并且号召群众继续支持革命。 军民关系亲密无间 我们在工作上一系列的胜利并不是偶然取得的，而最主要的是由于马共的正确领导。各项指示指令、军事行动、政治活动、群众的社会经济问题等，我们都得到马 共的具体领导。 在甘榜里除了举行一般的群众大会之外，每隔一些时间也举行有抗日军的队伍参加的军民大会，这种大会深受农民的欢迎。例如，一九四五年曾在南摩乡举行一次通宵达旦的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三、四千人。一队抗日军的同志乘坐一艘大汽艇，艇上升起一幅大红旗迎风飘荡，浩浩荡荡开到右南摩镇，群众集中在岸边高声欢呼，热烈欢迎抗日军。接着群众陪同队伍游行到茶馆招待茶点，然后又把队伍领到住宿地点。军民关系真是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群众真心实意地把抗日军看作是人民的子弟兵。 坚持群众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民运同志认真负责，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坚决遵守共产党的原则，贯彻共产党的指示，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事和群众商量。他们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虚心向群众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充分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体会群众的迫切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志们也不断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提出一个又一个发展群众生产的倡议。 虽然马共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对于党提出的任何倡议，民运同志都一定要等待群众的觉悟，在群众还没有觉悟之前就耐心等待，同时不断进行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然后才开展运动。 埋头苦干 艰苦朴素 虽然当时马共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党和民运同志们都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同志们还是越来越虚心，埋头苦干。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同志们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群众都说共产党的同志不象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不接受群众的照顾，也拒绝收下送给他们个人的礼品。 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民运同志的艰苦朴素的作风看得很清楚，这使他们非常感动，例如民运同志吃的都是木薯饭。 在体力劳动方面，民运同志也非常模范，男男女女都日夜埋头苦干，带病工作。有一位民运同志，虽然长期被疟疾病所折磨，但他还天天坚持工作，有一天中午十二点他还在左波打镇主持群众会议，可是当晚十二点就因病重逝世了，噩耗传来，许多群众都悲伤痛哭，因此许多群众纷纷来劝同志们要争取时间休息。 在和群众的日常接触中，民运同志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他们从来不谈无益的事情，所谈的一切都是对群众有教育意义的。许多群众都说，经常接近民运同志的人很快就变得进步起来，成为一个虔诚的人，品行良好、忠诚老实、勤劳勇敢、大公无私。 吡叻河伏击日军 一百多年前伯奇在巴西沙叻被杀，英国殖民主义大受震惊，这一事件的灵感为吡叻河谱写了壮丽的诗篇。而在日本法西斯占领后期，1945年中，人民抗日军在同一地区进行的一次胜利的伏击战，伏击一个排的日本兵。这三十多个日本侵略者分乘两艘满载粮食和军用物资的汽艇，在甘榜牙也地区被抗日军伏击，除二、三名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在这一役中，抗日军缴获日军高射机关枪一挺，重机关枪一挺，步枪约二十支，弹药一批以苎其他军用物资和粮食等。这又为吡叻河谱写了新的光辉历史篇章。 （取材自《马来亚风云七十年》） 马来亚人民抗日历史研究篇.txt · 上一次变更: 2007/01/18 19:26 通过 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