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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催眠术
 孙时进、王一梁
这些年来，司马南始终以揭露伪气功为已任，在去年（1995年）出版的那本集大成的《神功内幕）中，他对“气功神话”的看法已经成熟，可简单概括为：所谓的“特异功能”、“气功奇迹”，要么是作假、施骗术，要么基本上都可用心理暗示、催眠术来解释。
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着的结果吗？
我的这种困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催眠术在西方学术界其本身作为一门学科就充满着问题，大有“伪科学”之嫌。如果催眠术也是不可靠的，那么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终结这个“中国传统的气功神话”。
正是带着这种困惑，我专访了中国第一个催眠术博士孙时进。
一 “司马大师”恢复了人的本来面貌
王一梁（以下简称王）：在《神功内幕）中，司马南写道：“第一个给我催眠与交流并给我演示‘快速催眠法’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孙时进博士，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曾性初先生门下的心理学博士，毕业论文即是‘催眠术研究及实践’。”
我们知道，在司马揭露伪气功的道路上，发现催眠术的意义重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这一发现使他懂得许多气功师能够做到的事情，原来通过催眠、心理暗示同样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从而使他，这个一度也曾被视为像严新、张宝胜那样具有神性的“司马大师”恢复了人的本来面貌。那么，作为催眠术专家的你，当你第一次见到他时，在你的眼里，你是否也像普通人一样认为他是“司马大师”？
孙时进（以下简称孙）：其实，司马不是气功界的“大师”。而是“中国的兰迪”这个现在人们已经熟悉了的公众形象，早在1990年8月就已基本确立。那是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弘扬气功科学、破除封建迷信”的报告会上，司马极其精彩地作了“神功”表演，并当场予以揭秘。其时，许多报刊，包括海外的都纷纷作了报道，我见到他是在当年的10月份，当然，我已知道他不是什么“司马大师”了。不过，在我看来，一个作为人的司马就够有魅力了，口才、表演俱佳，思维开阔，尤其重要的是他具有现代人的气质。因此尽管在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看法上，我与司马有分歧，但“君子和而不同”，在我们俩的交往中双方都认为获益匪浅。
王：这我就有些迷惑了，你不是第一个给司马催眠与交流的人吗？
孙：这不错，可我并不是第一个使他发现催眠术的人。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已接触了不少催眠术方面的书，他的自我思想革命届时已经完成。我不过是第一个给他做了催眠演示，以一个专业人员的身份与他作了这方面交流的人。
王：在我来这里之前，我读过你和季浏合著的《现代催眠术》，老实说，我有一种震动。例如中国传统中的祝由，你们将它描述为这是由《内经》提供的一种心理疗法，它属于自我暗示式的意念疗法。将扶乩解释为催眠状态中所出现的“自动书写”现象，等等。那么在催眠状态中，存在不存在可说得上真正神奇的现象？
孙：当然存在，而且不少。例如，在催眠状态下，娇小柔弱的女子变成了一根僵直的棍子，可以将她的脚和头肩用两个支撑物支起，这时候，就是再在她的身上站上一个比她重得多的男子，她的整个身体仍然还像桥面一样坚硬，面部表情坦然。这似乎已超过了人的身体所能承担的极限，如果说这是神奇的，那还只是表演意义上的神奇。在催眠中，还有不少即使在学理上也是难以解释的神奇现象，例如感觉超敏现象：催眠师如果暗示被催眠者正有一块烧烫的金属放在他的身上，那么被催眠者的皮肤上就会真的出现烫伤的斑迹，其它还有正幻觉、负幻觉、行动和知觉的分裂，记忆的恢复和催眠后遗忘症等等，这些催眠状态中常规出现的现象都是神奇的。这也就是催眠术为什么富有刺激性与挑战的地方，并是迄今为止仍难以被学术界完全接受的原因之一。
王：我所说的有“伪科学”之嫌的地方。
孙：对。
二 催眠术可以使人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吗？
王：那么能否把这些已被学术界论证过的东西说得更详尽些？
孙：正幻觉就是把不存在的东西看成是存在的，例如，催眠师对已被催眠的人说：“你心爱的人来了。”被催眠者接受了这个语言暗示之后，那么，他将会立即做出亲吻、拥抱状。其实，他所使劲拥抱、亲吻的只是你随手递给他的一个枕头或一把椅子。负幻觉是把存在的当成了不存在。眼前明明是一堵墙，但只要对进入催眠状态的人说：“这堵墙是不存在的，人可以走过去。”那么，他就真的看不见这堵墙了，将会径直走过去。你暗示他说，你已经失明，他就真的失明了。你让他做加法，一加一等于多少？他当然知道等于二，但如果在这之前催眠师暗示他说，二这个数字是荒唐的，根本不存在。那么，他就无论如何得不出二这个结论了，他只可能说出二之外的一个数字。这就是行动与知觉的分离。
王：进入这种状态，人不就是一个失掉灵魂的行尸走肉吗？如果催眠师是邪恶的，这不就非常危险？或者说，邪恶的民众领袖掌握了催眠术，等于就是控制了一群没有心的暴徒，他尽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恣意妄为了。存在不存在这种情况，对集体进行催眠？
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的，而且一般说来，比对个体催眠还要相对容易一些。你所说的邪恶领袖掌握了催眠术对集体进行催眠，历史上就有过，希特勒就是充分运用这一技巧的大师。当然，这属于‘广义催眠术”，你所说的那种道德上的担心，也并非没有理由，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催眠术，你就会知道，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被催眠者自己在道德上也一定存在着问题。因为归根结底，催眠术的成功首先取决于被催眠者与催眠者合作，它是被催眠者的一种自愿行为，被催眠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被催眠，是因为他感到这样做，他是舒服的。但如果催眠者发出的一条暗示的指令强烈地违背他的心愿，那么被催眠者就会立即醒来。例如，你不能让一个孝子去杀他的父亲，即使在处于深度的催眠中他也会醒来。同样，你也不能让一个淑女，在催眠状态中跳起脱衣舞，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只能说明在被催眠者的无意识深处原来就存在着这方面的愿望。
在催眠实践中，我一方面为人类的巨大潜力惊叹不已，同时也为人类所存在着的弱点深怀忧虑。历史上，大至希特勒、墨索里尼，小至奥姆真理教的麻原、人民圣殿教的琼斯，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利用了人性本质中的弱点达到其邪恶的目的。通过广义催眠术既可以激发人的神性和善良，也可以调动出人的兽性和邪恶。可见催眠术是把双刃剑，只有很好地深入研究才能避免它的危险。生活中的歌星（尤其是摇滚歌星）、广告术、所谓的气功“带功报告”其实都无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着催眠术。
王：我现在对一名西方思想家在人类的悲剧发生之后所说的一句话有了更好的理解了。面对奥斯维辛与古拉格的暴行，他这样说道：“我们是和希特勒、斯大林一起犯罪的。”虽然，希特勒与斯大林催眠了民众，但如果没有民众的无意识愿望，那么他们的目的就不会达成。不久前，我读了一本书，是以心理学观点阐述希特勒的奇迹的。心理学家认为，希特勒的思想与语言之所以在当时的德国不可阻挡，魅力无穷，正是因为希特勒的童年创伤与当时德国民族在“一战”所受到的创伤相仿。这不是恰当他说明了集体催眠术？
孙：你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种思潮如果不反映迎合了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它们就不会发展起来。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对于前段时期盛行的“气功热”、“特异功能”也可做如此观。
王：精彩！现在我却要小心。
孙：为什么？
王：因为我担心自己是不是正在受到你的催眠。
孙：你有这方面担心，这就好。这说明你现在很清醒，你并没有受到我的催眠。
王：谢谢！
《街道》1996年第11期
收入《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http://www.oursci.org/ency/pseudo/0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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