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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两题 /孟沙

（一）

五十年代是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政府实施新教育政策，接受华文中学申请改制。改制后的华文中学变成受津贴的国民型中学，丧失了自主权，除了华文一，科其他科目在教学上全部采用国语。对于这“丧权辱校”的措施，自然引起华教界的震惊与反对。

更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母校竟然成为全马接受改制的第三间华文中学。那年，我在巴都华侨中学（今易名华仁中学）念高一，在异乡听到这个消息，初时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等回到班上才发觉气氛有异。一些同学喁喁私语，老师上课时也脸带愤色，每次提到母校的名字时，很多人都有意无意地朝我这方扫视。

当年，巴株华中的校长是严元章博士，他同时也是教总顾问。他关心华教，更关心华中改制事。平日在周会上，他除了报告校务，总不忘记跟同学们谈一些时事更多的是谈华教问题。我的母校改制是当时报章的头条新闻，它当然就成为接下来一次周会上的热门课题。严博士用了整整一节课时间，讲述此事的发生生背景，并分析事件所将造成的深远影响。坦白说，我也是听了他的演讲后才对整个事件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和这个事件有关的，还有我的母校校长、董事长，一时都成为众人议论的对象。特别是那位平素给人“好好先生”印象的老校长，没想到会因此而成名，甚至成了众矢之的。我还听人说起，这位老校长往后出席教师公会会议，经常被人炮轰，说甚么“出卖华教”、“晚节不保”。后来他只留任两三年合告老退休，此后去向则不得而知。

老校长一生业绩平平，只因为改制事件，才使我留下难以素不相识灭的印象。对他，对母校来说，这是一宗无法追补的憾事。毕竟都已过去几十年了，历史，又岂容我们改写？每想及此，心头不无怅然。

（二）

当年，值得一提的事，要算结识杏影先生了。

是六十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负笈新加坡南大，课余也写点稿，有次到坐落罗敏申路的南洋商报领稿费，顺便走进编辑部，找到了我想见的人。

我在中学时期就听人谈起杏影先生。那时候，我已开始学习投稿，对象是商报的《文风》、《南洋公园》、《新苗》和《青年文艺》。竟有那么巧的事，这四块园地的编者都是同个人。我本来一无所知，后来是因为收到编者退稿时附夹的短函中认出来的。

杏影原名杨守默，果真人如其名，外表一派严肃，不多言，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短短几分钟里，谈不上五句话，然所谈没有半句空言。我自报姓名后，他二话不说，立即转身到稿堆里找出一篇我写的文稿，告诉我准备在近期刊出。另外，他又翻出几篇也是我写的东西，说文章没多大创意，不打算发表，交还我带回去。

杏影主编的几个副刊，刊期最长的是《文风》，最短的是《南洋公园》和《新苗》，最后的一个副刊是《青年文艺》全都是文艺版。据说他在临终前，还吩咐报馆同事把大样送去医院给他检阅，敬业精神可想而知。

杏影本身是位作家，以散文驰誉文坛。他的两本散文集《愚人的世纪》和《书与人》，是作家的人生体悟，充满哲理隽智，对年轻人具有很大启发性，是我案前经常翻阅的好书。

杏影毕生从事编辑工作，处理编务一丝不苟，当年文艺副刊刊期不定，版位有限，而投稿人多，要想文稿获编者青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杏影所编几个版，都有一个共同特色：新人多，生活气息浓厚，不登无病别呻吟之作。这一类稿读者多，但也容易惹来麻烦。可能这个缘故，使他的版往往编了一段时日，突然间会会莫名其妙地失了踪影。

当然，对这里头的复杂情况，我也是在进入报界后才知道的事。

（1998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