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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远清评孟沙小说 孟沙小说的艺术魅力

榴莲与爱情

――读《榴莲的诱惑》

南洋的榴莲，不少中国的食客因其气味过于浓烈而往往敬而远之。而对赤道的居民来说，常常经不起诱惑而作心爱物以饱口福。

不难看出，大马作家孟沙把《榴莲的诱惑》作为自己短篇小说的题目，所取的自然是南洋读者的角度，而对中国读者来说，却有点“逆向”：他们难以理解为甚么异味甚重的榴莲，会对一个姑娘有那么大的诱惑？其实，孟沙写榴莲只是一个表象。他有意拉开“审美距离”，把爱情的描写置于水果享用的背面，使爱情的选择与榴莲的挑选重叠在一起。

孟沙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像现代派作家那样故弄玄虚，而是把爱情的选择这一言线放在显著位置。他在叙述榴莲的诱惑时，处处让我们感到他写的“吃榴莲的哲学”，其实也是“寻找伴侣的哲学”。马来小贩的梭档，给虫咬过的榴莲，妹妹在电话中的哭诉，妹夫深夜的来访，姐姐对妹妹委婉进言，买榴莲时与小贩的理论····，榴莲的故事与爱情的遭遇就这样如此交织得紧密。自然。

孟沙不仅是小说家，也是诗人。他显然把榴莲当作一种意象写进作品中。榴莲的诱惑，说穿了就是爱情的诱惑。榴莲的挑选，其实也就是暗蝓伴侣的挑选：

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她对榴莲的要求也特别高，知道榴莲的好坏不能单看表面，不能光靠双眼，还要拿起来放在手里，在耳旁试着摇晃，听着是否发出声响，再放到鼻子前嗅几嗅，闻闻是否有香味；如果摇出声音，闻出香味，那榴莲多半是好料。····

对榴莲的取舍，她总是抱着这种态度：要吃嘛，就选上佳的品种，苦愿多花几个钱。否则，如果不合口口味，即便价格再廉宜，她也宁愿放弃不吃。

这何尝不是写舒兰择偶时所抱的慎重态度？她过去谈过几次恋爱，爱情之树只开花不结果，就因为那男的不是“上佳好料”，不合她的意。而她妹妹的婚姻之所以不幸，就因她不懂得“分辨榴莲的品质”，光看外表而没有慎重选择的结果。

孟沙并不满足于这段比喻。他在作品的后半段仍反复强调这种“吃榴莲的哲学”：她真的想尽力为小两口子做点事情，可每次回忆起汪原对她说过的话她不只烦躁，更感到恶心，就像吃到一粒坏种的榴莲，甚么味口都给倒尽了。

这里所说的“球种的榴莲”，喻妹妹的丈夫汪原再恰当不过了。汪原在新婚后不久竟打起妻姨的主意，这不是“生虫的榴莲”又是甚么？

在小说结尾，作者两次将饮食文化的开掘向着深层次的爱情心理学拓进：

榴莲生虫可以换过，如果是人呢，该怎么办？

这个提问发人深省，它把小说的道德价值判断和爱情观念揭示出来了。作者透过这“并没有说出口”的话，感到不仅做生意该这个样子，就是谈恋爱也该这个样子。“榴莲”从开头到结尾的反复被描述：从小摊到家庭，从妹妹到姐姐，从虫咬榴莲到好种榴莲····榴莲成了某种图腾、意象，它成了南洋文化的一种象征，榴莲已不是植物意义上的榴莲了。榴莲的故事里面有故事，妹妹的故事后面有故事，由于作者对榴莲如此描写和转述，并在对比中写姐姐与妹妹对择偶观念的不同，让这篇小说获得了“形而上”的性质，“使吃榴莲的哲学”成为挑选对象的哲学，这正是《榴莲的诱惑》的艺术魅力所在。

假中风真

――读《隐》

《隐》的题目很有吸引力。“隐甚么？为甚么要”隐“？哪个人在”隐“？从开头读下去，发现”隐“字后面大有文章。作者写的是神秘学院的神秘故事，这就更吸引人了。

这种“神秘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高杰仁。但邓耀光这个人物也不可忽视。邓是高的顶头上司――公司的总经理。他在学生时代，学业成绩远比高仁杰差，且有一科要补考。后来学业又没有任何长进，只靠投机取巧的手段，成为一家文化机构的经理级负责人。对比之下，读书成绩样样好，品行年年列为甲等的高仁杰，只因不会钻营，于是在人生的舞台上，“从挂正印的主角一变而成跑龙套的配角，而邓耀光俨然成为全场受注目的焦点人物”。

这种历史的颠倒是谁造成的？作者用曲笔向社会责问。

小说发生的地点在马来西亚。在我这个中国读者读来，好似发生在中国。中国也有这种情况，比马来西亚更早存在着读书无用、学问无用的问题。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人原”宣扬的“读书无用论”受到了批判。可当今赚大钱、当甚么总经理的人，有一部份人学问不多，且品德像邓耀光那样有问题。赚钱不必高学历，当官者也不必“年年考第一”，无论是中国还是马来西亚，都有这种现象存在。由此可见这篇小说的典型意义。《隐》的情节设计别具匠心，富于戏剧性。高、邓两人原是大学同学，后来又成了同事，所不同的是变成了上下级关系。而到了“神秘学院”，两人竟戏剧性地抽签分配在同一小组，均“忘记自己的身份和来处”，彼此的地位平等，将心比心，坦诚相待。这在现实中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作者硬是用非现实的――近乎魔幻现实的手法做到了。结局用反讽手法，写高仁杰无法改变人生的命运，又被邓耀光踩了一脚：到了年底晋级加薪无他的份。作者不唱高调，脱去“神秘”的面纱，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邓耀光在毕业后如何从一个“父亲不看好他，师长眼里没有他”的平庸学生一下爬上经理的宝座，作品没具体写。但从神秘学院批评高仁杰做人“太方太直，不够圆滑”，可看出邓是靠圆滑世故、能屈能伸爬上去的。作品批判了这种处世哲学。作者认为做人不能看风转舵，不能出卖良心，这就是作者提倡的道德观，也是“隐”的思想意义所在。

《隐》在结构上，有明、隐二线之分。明线即为邓耀光与高仁杰在神秘学院互按院方要示，将个人的身世和际遇，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隐线是未进学院前，二人虽非知己，但谈得来。另一条隐线是进公司后，邓耀光如何趾高气扬，欺侮老同学。这些情节如改为明线，必然会加大篇幅。用隐线处理，正好符合短篇小说不枝不蔓的特点。

《隐》的另一艺术魅力表现在假中见真。恐怕不仅是马来西亚，就是全世界也难找到只用三天两夜的课程，就可使现代人排除精神上的苦闷，减轻心理负担，让人生恢复开朗和乐观的灵丹妙药。如果这种学校具有这神奇的疗效，其他的学校通通可以关门大吉。

明明是假的，可为甚么又使人信以为真呢？因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文凭不代表着个人成就，学习成绩优秀的人，在社会上并一定能吃得开的情况，这倒不是说这种人是“书呆子” 而是因为这种人太执着，不够圆滑世故，有这点真实做基础孟沙的“天方夜谭”式的神秘故事便可成立。

艺术的特点，本是假中见真了。写得太“真”了，如照相机那样照抄生活，有闻必录，必然会露出破绽，使读者怀疑其真实性。中国描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影用演员模拟来的方言对话，貌似“真”，可正宗的湖南人、江苏人听来是“假”，便是一例。